解密历史上的宋江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以具有续断作用的游历结构接续拼合不同叙事单元的时候，也以苦心经营的创作态度扩充调整了每个叙事单元之内的故事情节。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小说的每个叙事单元内，作为重点来叙述的故事主角一般只有一个（组〉，叙事单元之中的故事情节基本是围绕这一个〈组〉主角的游历行侠过程而设置展开的，那么这种故事情节的具象化与系统化就应当算是一种对游历结构的强化与凸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水浒传》的结构设置方面，论者往往以史家中的“列传”文体来定义小说中的单元故事：但事实上，前者多以时间为序，意在系统、完整的介绍、回顾传主的一生经历：而后者仅仅是截取了人物在短时间内最具闪光点的几个断面来加以描摹，时间在这里并非决定故事走向的首要因素。在时间这一可以充当情节线索的因素被淡化的前提下，叙述者必须也只能以空间来定位同一主人公的行踪，利用人物的游历以结构、串联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相关情节：由是而观的话，游历结构与叙事单元之中的故事情节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双向互补的。

 

在此不妨以小说第三十三回至第四十二回的宋江故事（“宋十回”）为例试作释义。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元集中己然存在，然其仅简叙宋江营救晃盖、杀惜、得天书以及上山聚义诸事，其文不过数百字：故事粗糙而简略，时空背景十分模糊，缺少情节与情节之间的接棒，也没有对人物具体的行进路线、行走过程以及所遇事件进行详细叙述，作品中的游历结构并未成形，游历作为一种题材也缺乏实际意义。在《黑旋风双献功》、《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元杂剧中，宋江并非故事主角，有关其上山聚义过程的叙述甚至比 《大宋宣和遗事》还要简略，多只言其杀惜被拿，在流配路上得梁山之救而己。

 

到了《水浒传》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浒》写定者凭借自身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叙事、智慧，将前代水浒故事中寥寥无几的叙事片段进行了敷衍扩充、烙裁调整，以丰硕而富有兴昧的笔墨加强了结构的强度、提升了情节的深度。小说中的宋江在杀惜之后依照“孔太公庄→清风山→郭城县→揭阳岭→江川→梁山泊”的顺序走上由逃难而至发配、由发配而至落草的漫游历程，经历仗义救人、落入牢狱、游赏题诗以及上山结义诸事，相继与四面八方的诸多好汉相结识，牵动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其故事中所蕴含的游历结构更为明晰、所涉及到的游历情节也更为丰瞻，侠游真正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成为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故事题材。

 

“一旦发挥了发配（或逃难）效应 未免虚玄的天人感应的宇宙意识和结构形态，就获得了一个血气蒸腾的、富有生命力度的附着物了。”毫无疑问，只有到了《水浒传》中，侠义小说中的游历叙事所应具备的“化工肖物”的文本特征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在这一叙事单元中所出现的孔明、花荣、李俊以及戴宗诸雄分别星罗棋布于水浒世界的天南海北，彼此之间除耳闻宋江之声名外几无交集，更缺乏前往梁山的动机：作者为了将这些人物集中一处，以一种合情合理的叙述方式将其言而出之，提升自身叙事世界的广阔度，客观上也需要让宋江“行动”起来，通过这一枢纽式人物奔波四方的行走来将之引出。

 

一招既出、满盘皆活，宋江的江湖行游又“激起”了静守各方的水浒英杰以之为中心的行走与活动，一幅江湖草莽的构图在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行走中被绘制出来，小说本身的情节意涵也就此得到了深化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