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六百年，那个比一丈红更羞辱人的刑罚

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依法治国，法律也确实成了道德沦丧之后唯一还有效的一道底线。在《尚书》中说道“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而在《清史稿·刑法志》中也有“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可见刑法制定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向善，以达到教化的作用。所以历代的刑法都是以让罪犯“知耻”为目的，但正所谓矫枉过正，有时知耻就会变成羞辱，而枷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羞辱方法。

枷这种东西传说黄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历代皇朝都有沿用，但枷的作用也仅限于是羁押人犯所用的刑具。但一直到了明朝，在酷烈的朱元璋手中，枷就开始成为了一种带有羞辱性质的特殊惩罚手段。按明代规定，“枷长五尺五寸，共阔一尺五寸，以干木为之，死罪枷重为三十五斤”，而枷号就是在罪犯被判决之后附加的一种惩罚手段“示戮辱也”。

当受到了枷号的惩处后，这些罪犯每日里将木枷戴在身上，在当地的衙门口或是驿站以及闹市所在，让来往行人观看，第一达到了震慑百姓的作用，第二也是对这些犯人心理上的惩罚。可这种带有惩戒性质的刑罚，到了正德年间刘瑾当道的时候，却成为了一种杀人手段，刘瑾将受刑之人的木枷重量逐步上加，直至一百五十斤，可想而知，一个人脖子上架着一百多斤的木枷，一时三刻之内肯定就会不堪重负气绝身亡。

物换星移，清代入关以后，律法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旧例，所以枷号也被留了下来。在清末的照片中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而在电影《末代皇帝》中还能看到在午门以外，有三个被长木枷锁在一起的妇人，在苦苦的哀求路人施舍一些水，但是来往之人并不能回应。清代枷号所用的木枷分为很多种，一般的为二十五斤，再往上则有三十五斤、六十斤、七十斤甚至百斤重枷。（《清史稿·刑法志二》）

这些木枷是货真价实的刑具，并非是戏曲里面的那些木板纸糊的场面道具，当这些木枷卡在脖子上之后，由于长时间的压迫，犯人就会转动脖颈来活动血脉，可是在转动之际又不免和木枷之间相互摩擦，所以脖颈处总是血肉模糊。有钱人自然可以通过“赎罪”和“收赎”来让自己逃过一劫，而躲不过去的犯人就只能是不分昼夜带着沉重的木枷直到期满。

关于枷号的刑期长短，则是根据人犯本来罪行的宣判结果而规定的。例如：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流放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充军者则根据发配地方的远近而有七十天或九十天不等的枷号时间。这里的时间特指的是当时的满洲人，因为按大清律例，旗人被判处以上三种刑罚之后，可以用枷号代责，但是普通的百姓就没有这样特殊的待遇了，不但枷号要执行，本来的罪责也逃脱不掉，这其中最严厉的就是“永远枷号”。

在国外有些罪犯的服刑时间会根据他的罪行而进行叠加，例如1994年在美国有一名娈童犯，强奸六名儿童，而每强奸一个儿童都会被判处5000年的监禁，所以这名罪犯一共被判了3万年。同理永远枷号也是因为罪行叠加引起，当然罪名的多寡也都是掌握在朝廷的手中，而这个“永远”其实也不过是一年半载，毕竟罪犯的寿数未到，就早已被木枷折磨致死了。

由于被枷号时，脖子被锁，木枷又大，双手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吃饭与方便都是问题，有亲族朋友的还可以前来照顾，而那些无亲无故的就只能是默默忍受，只能是在早晨和傍晚得到一些微薄的食物和清水。中国人向来对自己人是最狠的，所以除了卡在脖子上的木枷，清代人还发明了一种站枷，俗称站笼。

站笼外形类似于囚车，但更为窄小，由下至上逐渐缩小，最上端是木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如果全部抽取，犯人脚不能沾地，就会像被吊死一样，活活卡死在上端的木枷里。

而这样非正常的刑罚几乎贯穿了清朝的始终，一直到光绪二十九年之后，才逐渐将枷号这种行为禁止。诚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刑法是不人道的，可是中国自古就有乱世用重典之语，画地为牢的时代早已经没落了，而枷号这种带有羞辱性的惩罚，在当时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警示百姓，震慑不法之徒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