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中的奇兵说的是谁？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吕其庆，原题：专访红军将领罗炳辉之子罗新安：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采用更加灵活的运动战与蒋介石周旋。红军在黔北虽数度摆脱敌人尾追，但都没有彻底甩掉敌人，要大幅度地摆脱敌军，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诱敌。但是，要用少数兵力牵制大量敌人，绝非容易事。毛泽东在思考这一战略决策时，首先想到罗炳辉率领的九军团。“老九”能跑善打，敢于独立作战。

 

1935年4月1日，红九军团接受中央军委命令，伪装成红军主力，诱敌南辕北辙。在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九军团被隔在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后面是敌人重兵。大敌当前，临危不乱，方显出英雄本色。罗炳辉从大局考虑，果断决定放弃渡江，留下来与敌人周旋战斗。

 

在罗炳辉的动员和领导下，指战员英勇拼杀，仅菜子坳一战，就以仅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黔军3000多人，俘敌1800多人，缴获枪支千余、弹药万发。战士们欢呼，“这一仗打得好，是罗团长指挥得好！”菜子坳战斗，成为红军以少胜多的一个战斗典范。

 

毛泽东同志一生指挥战斗无数，用兵如神，但其平生最得意的一役莫过四渡赤水。罗炳辉领导的九军团，是毛泽东走赢四渡赤水这盘棋最重要的一个棋子。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曲《四渡赤水》，罗新安从青年唱到暮年，打着节奏哼唱这首歌，父亲那高大威武、英勇作战身影浮现在他的眼前。

 

罗新安两岁半就失去了父亲，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小时候，他的朋友圈里大多是革命将帅的子女，孩子们经常在一起说父亲打仗打战的英雄故事，一到这个时候，快乐的罗新安马上不说话了，或是悄悄地走开。回到家，他总缠着妈妈问爸爸去哪了。在罗新安懂事时，妈妈给他念了一首父亲写的十言诗：“正酷暑夜露树下荷塘边，逢明秀安儿同我共帐眠，巧满天无云浩月风清爽。忆暴动成红军内战九载，在敌后抗日屈指已八年。身经数千次战阵今余生，反省服务人民心如日月，牺牲一切忠贞共产主义。尚希子继余正义立志行，求共产社会主义早实现。”

 

月光如水，树影婆娑，夜风送爽。烽火连天的岁月，常年征战沙场的罗炳辉难得有温馨的家庭生活，看着蚊帐里熟睡的爱妻和孺子，罗炳辉浮想联翩，当年征战沙场的情景在脑海里翻腾，豪情如虹，提笔在油灯下写下这首诗。常年紧张的征战和过度的劳累，使罗炳辉积劳成疾。1946年6月21日，在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守护下，罗炳辉将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是年49岁。当时，罗新安跟着妈妈在灵堂吃饭，突然跑到棺材旁，边用小手拍打棺材，边叫爸爸吃饭。见此情景，全场无不动容，一片哭声。

 

当年还是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儿童如今已成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今年适逢罗炳辉将军逝世70周年，记者来到罗新安位于上海徐汇区太原路的寓所，一进门，就被眼前的场面所震惊：十余平米的房间，即便开着灯也很昏暗，书刊堆满四处，包括那张窄窄的小床，也被书和杂物占领，屋内唯一的亮色是几颗散落在已掉漆的木头桌上的“上海青”（小油菜），这是他烧午饭剩下的食材。

 

去年，罗新安编写了一本关于他父亲生平的书，这本书凝聚了他退休后20年来的心血，他四处寻访，到父亲当年作战的地方收集采访，每有新的发现，就回家在电脑里一点点敲写出来。罗新安一生最大的遗憾是父亲留下的印象太少，但他追寻父亲的脚步一生都未停歇。日积月累，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渐渐清晰起来，“父亲是一个特别能讲大局的人！”罗新安掷地有声，给父亲作出这样的评价。

 “四渡赤水，父亲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成功掩护了主力红军渡过乌江，按常理，他也可随后渡江，但他认为这样对已渡江的主力部队十分不利，便留下来与敌人周旋。”

 

此时，好多指战员觉得不去找中央汇合，好像失去娘的孩子，没有依靠，担心孤军作战会被敌人吃掉，消极紧张情绪挂满在战士的脸上。“父亲就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强调要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只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存在，中国革命就有希望，红九军团就有希望！”

 

罗新安有个判断，父亲领导的红九军团是长征时，行军路线最长的一个军团，总共走了3万余公里。——“因为长征期间，父亲领导部队屡次担负掩护主力部队任务，牵制敌军迂回作战。”

 

罗炳辉短暂的一生，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留下英勇作战的足迹，是有名的“铁面将军”，这种“铁面”似乎可以看作不讲人情。罗新安说，“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总会站在大局的立场作出取舍，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

 

罗炳辉这种性格也熔铸到罗新安的血液中。他牺牲后，罗新安跟随母亲生活，他的母亲张明秀是一位从长征中走出来的杰出干部。1937年9月，经毛泽东介绍，在延安与罗炳辉组建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张明秀听从组织分配到上海工作。罗新安学习优秀，就读于上海著名高中——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哈尔滨军工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1968年，罗新安从学校毕业，当时新成立的无锡无线电厂需要技术人员，罗新安没有犹豫，收拾好行李到厂里报道了。4年后，苏州电视机厂又调他去研发技术，罗新安也欣然答应，“父亲想让我当军人、学技术，就是让我服从命令。和平年代，国家建设就是命令，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罗新安在不同的岗位上总能干得风生水起，取得骄人成绩。在苏州电视机厂工作了5年后，上海体育科技研究所希望他能为运动员训练建设录像分析系统，他又投入到这个全新的领域，技术研发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获得了三次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科技成果奖。

 

罗新安自评是个“好奇心、求学欲强”的人，这也酷似他父亲。罗炳辉年幼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目不识丁。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注意学习文化知识。“我妈妈常敬佩父亲的学习精神，有几年他俩在武汉工作，三伏天里，晚上回到家，他也不放松学习，席地而坐，刻苦攻读，身上的汗水成片往下流。后来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还经常给家里面写信。”

 

上世纪80年代，罗新安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促成监察部门的成立。这篇文章的缘起是罗新安受邀参加纪念罗炳辉的一个活动。“到了当地，我受到公社的热情款待，但很快我就发现铺张浪费的现象，中午公社上了一桌子饭菜，我知道当地是贫苦地区，好多老乡都吃不饱饭，对着这桌子饭，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想如果父亲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很生气的！”罗新安认识到这种基层政府的腐败问题不是孤立的，比如，他看到很多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私拿回扣的现象等等。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几天几夜的忧虑和思索，他找出问题的症结——监督的缺失，他提笔疾书，以《恢复和健全国家行政监督机构》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报送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并很快得到肯定的回复，《社会科学》刊发全文，并配编者按，引发了一轮社会热议，直至今天，在网上仍然可以查看到这篇文章。身边同事看了文章，跟他开玩笑，说他不务正业，搞起社会科学了。但罗新安不以为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抄录了父亲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而且，他相信严于律己、铁面无私的父亲是希望他这样做的。

 

“父亲很痛恨假公济私的事，对部队执行纪律工作抓得特别紧，他不能容忍有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存在。淮海抗日根据地人民称爸爸‘罗青天’，父亲把严于律己的观念也带到家中。有一次，妈妈进屋，警卫员马上给她倒了一盆洗脸水，正准备退出去，立刻被父亲叫住了，严肃地问道，组织上派你来干什么的？警卫员答，照顾首长。父亲说，那你为什么给她倒水！警卫员只得承认错误，并保证下不为例。我妈妈也是老红军，给她倒一盆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父亲却让警卫员承认错误。”

 

晚年，罗新安把青少年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养成每周都要去趟图书城的习惯，研读了大量心理学、教育学的书籍，在长久的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了《教育新天地：如何培养孩子》《网瘾怎么办》等专著。他编写的《理想在我心中》一书，通过讲革命传统故事的形式，展现了理想人格的模式，成为中宣部推荐的百本读物之一。

 

在记者采访期间，罗新安正在编写《中国道德新论》一书，罗新安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无暇考虑世界给他设下的种种磨难，也不在乎物质上的得失，“人区别于动物，在于有信念，我和父亲的信念一样——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