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家庭的悲剧 斯大林女儿投奔美国
斯大林最为彻底的“叛逆者”就是斯大林女儿投奔美国，自从中学毕业前一年得知自己的生母并非死于阑尾炎，自已的初恋男友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她就走上了与父亲“永远离心离德”的不归路。她不再用父姓，而改用母姓;她背弃共产信仰，而皈依东正教;她背弃父亲缔造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投奔“腐朽”的西方;在西方生活三十年后她又背弃西方，而回到她曾唾弃的祖国。她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哪怕是住在故乡格鲁吉亚。最后她心若死灰，决定把余生托付给修道院中的苦修……
2011年11月30日，85岁的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因患直肠癌，在美国威斯康辛州静悄悄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邻居也许不知道，隐居在此的老太太就是斯大林最疼爱的女儿。1967年她叛逃到美国并震惊了全世界。
斯维特兰娜的父亲是拥有无上权力、名字的含义是“钢铁”的斯大林。
“指示”斯大林的人
1926年，斯大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出生了。她的名字斯维特兰娜意思是“光影”，源于一首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带有典型的孤独和善于幻想的气质。给小姑娘取这么一个古老的斯拉夫名字，足以让人感到惊奇，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干部的子女不是叫“奥克佳布里”(十月革命)，就是“玛佳”(五一劳动节)，或者干脆叫“Mael”(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头一个字母的组合)。
尽管在6岁那年，斯维特兰娜的母亲就神秘地自杀了。母亲死亡的那天，斯维特兰娜和哥哥瓦西里用完早餐后就被带走去散步了。傍晚的时候，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来陪孩子们玩，可元帅哭了一个晚上。这时，孩子们才知道母亲死了。小姑娘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大人们说母亲死于急性肠炎导致的腹膜炎。党内的公开说法是，斯大林的妻子患有“精神病”。
和两个哥哥不同，被称为红色公主的斯维特兰娜，得到了父亲真心的爱护。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的妹妹玛丽娅，也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真心爱女儿的父亲，经常抚摸、亲吻、赞赏女儿，饭桌上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女儿。
女儿时常以顽皮的语调写信给父亲，作出“指示”。斯大林则回复“接受命令”、“执行命令”或“遵命”等字样。到后来女儿的信干脆直接写成“我命令你星期天回家”。于是，小斯维特兰娜有好几个“秘书”，第一秘书是斯大林，然后以此类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和其他人，包括让无数人不寒而栗的贝利亚，这位克格勃的掌门人经常抱着小斯维特兰娜玩耍。
美好往事随着斯维特兰娜的成长逐渐结束了。父女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10岁的时候，斯大林让女儿读《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可是女儿认为这本书非常无聊，这让斯大林很生气。在1940年，斯维特兰娜发现自己不少同学的父母突然被捕，她试图向父亲求情或者转交同学家长的信件，第一次成功了。斯维特兰娜这样回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决定人生死的力量。
到后来斯大林被激怒了，他对着女儿大吼：“他们是叛徒、是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被消灭，就像踩死一只臭虫!”阴暗的政治斗争气氛曾经毁掉了斯大林和他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的感情，也最终导致了她女儿走向矛盾的人生。
“我总是听见另一种鼓点。还在苏联上中小学，后来上莫斯科大学时，我就一直如此。我怎么也无法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孩子齐头并进，没有及时加入童年时代就应当加入的那些组织。我23岁上大学时被拉进党组织，可党史考试却不及格，这使得学校的党组织大为尴尬。我总是合着自己个人主义的乐声，踏着另一种节拍前进。”斯维特兰娜在自传《遥远的乐声》中写道。
在个人生活上，斯大林也古怪地干涉女儿的衣着，如同自己过去对妻子一样。他不喜欢自己的女儿穿短裙，或者穿短袖毛衣，也不喜欢别人看见自己女儿的胳膊和膝盖，否则他就非常生气。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裙子的腰部要宽大，和睡裙一样宽松。
在苏联两历婚姻悲剧
然而对年轻的斯维特兰娜来说，最大的不幸还是体现在她的婚姻和爱情上，她的初恋受到父亲的强力干涉。恋爱对象阿列克谢·卡普勒，一位40多岁的离婚作家为此付出了10多年的牢狱之灾。斯大林既痛恨他是一个感情经历丰富的“花花公子”，也厌恶他的犹太人血统。
仅仅一年以后，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对父亲的抗议，斯维特兰娜突然宣布结婚，新郎是她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格里高利·莫洛索夫。讽刺的是，莫洛索夫同样有犹太人血统。3年以后他们奇怪地离了婚，留下了儿子约瑟夫。从信件里可以看出，斯维特兰娜和斯大林曾经冷战过很久。关于离婚也有很多传言，据说，有一天莫洛索夫回家后看到警察，后者暗示这个家不再欢迎他了，他也不被允许给妻子电话。离婚后，莫洛索夫很快被单位开除，父亲也遭到清洗，仅仅是念在他是自己外孙父亲的分上，斯大林才没置他于死地。
斯维特兰娜的第二任丈夫是斯大林希望的那种高干子弟，他的助手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当时的婚礼十分盛大，使用的金色餐具都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遗产。但这种只有政治考虑、没有爱情的婚姻显然不能持久，女儿卡佳问世后，他们也离婚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写：“父亲的死是可怕的，这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和唯一可怕的死亡。”在赫鲁晓夫时代，斯维特兰娜依然受到优待，享受公车和别墅的待遇。不过在反斯大林运动开始后，她曾经上书要求放弃部分特权，在1957年，她决定放弃父亲的姓，而改用母亲的姓阿利卢耶娃。她写道：“我不能再用这个姓了，它固有的‘钢铁’之声刺痛了我的耳朵、眼睛和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