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竟成政治砝码：揭康熙的统治艺术

　　康熙帝从小喜好书法，但真正开始练习时已是20多岁。康熙十年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只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而不赞成皇帝将精力分散在学习写字上。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召傅达礼至懋勤殿说：“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遂提笔写了一行令其观看。傅达礼观后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

　　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康熙帝说：“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亦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十六年二月，随着平定三藩的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道治术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要“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地呈上来，以便研修。

　　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着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其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还令人传谕：“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

　　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