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国军对日本妇女搞“床上爱国”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或者被苏军抓走，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或者是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在这些日军背后，是同样数量的被他们抛弃妻子儿女。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

　　抗战末期辍学从军，随国民党军队宪兵团进军东北的学者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如实记载这些滞留东北的日本妇孺的不幸遭遇。

　　王鼎钧回忆称，他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

　　当时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王鼎钧分析说，当时，日本妇女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民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

　　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当时甚至出现了“淫媒”之类的人物。王鼎钧回忆说，他有一位本族的长辈，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称，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

 　王鼎钧打趣地称“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

　　那年代，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他，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王鼎钧后来从一位当年在军中做政工的剧作家口中听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性)福庆祝抗战胜利”。

　　那为剧作家也曾说起过这样的经历：

　　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

　　对此，王鼎钧的解释是：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无独有偶，与王鼎钧的道听途说不同，抗战名将孙立人曾遭遇过国军奸淫日本妇女的恶心事件。 

　　抗战刚刚结束，孙立人接获停战令后，即率部分驻鞍山、海城等地整训，新一军军部及新三十师驻沈阳海城。一天，新一军作战参谋潘德辉(军统出身，本来负责监视孙立人，后来却在台湾和他一起坐牢)骑马到海城四周察看地形，路过一大宅院，听到院内有凄惨的哭叫声，皮鞭的抽打声。潘德辉好奇，遂下马爬上院旁大柳树窥看，一看，差点令潘德辉惊得滚下树来：院内正进行一场威胁日本妇女接受玩弄的丑剧，除两名日语翻译正在鞭打日本女人外，全是新一军师团级干部。

　　见此情景，潘德辉飞奔回部报告孙立人。孙立人见潘匆忙的样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潘德辉说：“你别问，跟我走”。孙立人即与潘德辉乘吉普车赶到该宅院。撞开大门，一见此情形，孙立人愤怒至极，不由分说，手执马鞭，口中不断骂畜生、不是人，逢人便抽打，打得那批不顾脸面的人东逃西窜。随后，孙立人让潘德辉安排把这几名日本女人送回了家。

　　事后，孙立人非常伤心，没想到他最痛恨腐败，而今他的新一军也腐败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军队也就此丧失战斗力。可以说，国军，特别是蒋介石引为凭借的嫡系部队的军纪废弛，也成为日后内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新一军”们在东北地区的“床上爱国主义”，也是其被腐蚀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