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鼓巷刺杀事件：＂天皇特使＂命丧北京胡同

寻迹

　　2011年7月10日

　　要想寻访北京最古老的街区，就少不了去南锣鼓巷走一走。这里北起鼓楼东大街，南止地安门东大街,全长786米,宽8米，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全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的棋盘式传统居民区。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北京时尚休闲街区。彩色的牌楼下，闪过一张张年轻时尚的面孔。踏着青砖路，走进这条南北向的小巷，仿古的四合院门前，一位两鬓斑白、满脸沟壑的老人正端坐在小板凳上，摇着一把芭蕉扇。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在这里交融共存，演绎出独特的味道。

　　其实，想寻访南锣鼓巷的历史并不难，胡同南口矗立着一块配有地图和中英文说明的指示牌，烫金的文字在夕阳下泛着光，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阅读。每一个胡同口，也都设有一块古铜色的路牌，上面详细记载着胡同里的名人故居：东棉花胡同段祺瑞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旧宅、雨儿胡同齐白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茅盾故居等。

　　探访后就能发现，这片街区形似蜈蚣，因此最初被称作“蜈蚣巷”，后来因为地势很高，形似罗锅，又被改称为“罗锅巷”。四合院里的老人们说，也许是“罗锅巷”听来并不悦耳，后来到清乾隆年间，干脆将胡同名改成了“锣鼓巷”。

 

　　诗人黄离在他的长诗《南锣鼓巷》里这样描述：南锣鼓巷像长着十六只脚的蜈蚣，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又像后宫梳妆台上一把沉香木梳，透着暧昧的体香……“胡同里东边一个王爷，西边一个大臣，南边一个总理，北边一个军阀”，然而不管多么高贵和卑贱的人，如今都被时间赋予了平等。

　　63岁的老人王振阳从小就居住在福祥胡同，对于南锣鼓巷，老人了如指掌，然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在福祥胡同附近刺杀日本军官的那段历史。老人指着福祥胡同里无线电研究所的大铁门说，1940年刺杀天皇特使的枪击案就发生在这附近。如今，当年的枪声早已如云烟般消散，然而那一段北京人民的英勇抗争事迹却镌刻在历史深处。（记者 王琼）

　　寻史

　　日本陆军奇才 成了人肉靶子

　　1940年11月29日9点50分左右，南锣鼓巷南口东皇城根胡同14号（今地安门东大街89号）美国远东宣教会门前，传来清脆的马蹄声。两名全副武装的日军中佐高月保、乘兼悦郎，骑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走进了东皇城根胡同。他俩边走边说着什么，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仿佛北平的胡同就是东京的街巷。

　　尾随着他们进入胡同的，是一个穿青色短衣、黑色长裤的骑车人。这位三十多岁的汉子好像有什么急事，低头用力蹬着自行车。一眨眼的工夫，青衣男子就赶到了东洋马的后边。突然，他翻身下车，扬起右手，“砰、砰、砰……”连开了7枪。枪声伴随着惊叫声，两名日军中佐从马上摔了下来。

　　一场震惊华北、日本的惊天大案就这样发生了。

　　原来，两名日军中佐并非一般的人物。高月保，岛根县人，贵族院议员，有着男爵贵族头衔。由于对苏联情报战有功，被军界誉为“拉脱维亚的樱”。

　　乘兼悦郎，佐贺县人，贵族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长期关注朝鲜事务，殖民经验丰富，来中国前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

　　那么，这两个人来北京要干什么呢？

　　原来，1939年夏季，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1940年，八路军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

　　时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名叫多田峻。由于在“百团大战”中连连败北，多田峻备受指责。鉴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天皇决定派高月保、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北平“宣抚”、“勉励”多田峻。

　　其实，除了“宣抚”之外，这两位特使还身负另一个秘密使命。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两位特使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

　　可是，两位堪称“陆军奇才”的年轻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东皇城根胡同被当成了人肉靶子。

 

两人每天遛马 引来胡同枪击

　　当时，两位天皇特使就住在今天北京平安大街和敬公主府，与华北日军司令部（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今张自忠路3号）仅一墙之隔，为什么还要骑马上班呢？

　　原来，他们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爱马社”的主席，就是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男子个人障碍赛金牌获得者西竹一男爵。

　　西竹一男爵1902年出生在东京港区麻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毕业后，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一联队，成为日本军人。1945年，作为日军109师团第26战车连队指挥官，在硫磺岛战役中战死，死后晋升为陆军大佐军衔。

　　到了北平，这两位中佐依然保持着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日伪当局十分重视，为了安全考虑，为两位特使的遛马路线做了精心的安排。当时的遛马路线是：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往东，到东四十条路口往南，沿东四北大街到东四路口往西，经隆福寺、今天的美术馆、沙滩到北海，穿过北海到今天的平安大街，返回驻地。

　　整个遛马路线要经过多个军警机构：东四十条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路西的什锦花园，有日军华北茂川特工总部；随后经过的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日军还派遣了骑自行车的警卫人员随行。

　　整个保卫措施可谓异常严密！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刺杀。可是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刺杀事件就在这里发生了。

　　这场刺杀，从刺杀方式、刺杀地点上分析，显然是经过周密计划和详细部署的。刺客选择在公共场合实施刺杀，并且还选择了两个特使最有规律的每天早上的遛马时段下手，可见他们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是做了一番研究的。

　　刺杀非常成功。高月背部中3弹落马，其中一发子弹留在肠内，当即身亡。乘兼心脏上部中了两弹，重伤住院。他俩的坐骑也各中一弹。

　　寻史

　　日伪掘地三尺 刺客无影无踪

　　听到枪声，内五区第十九段南锣鼓巷南口的守望警士佟成启赶紧跑过来，拦住一辆空汽车，将被刺的日本军官送往医院。

　　接到报案后，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立即赶赴现场，断绝交通，封锁现场，检查附近的住户和商铺。在现场，发现6发弹壳。之后，将伪警察佟成启、刘发璧以及附近的鸿顺成煤铺掌柜方宏文等人，带到日本宪兵队讯问。

 

　　在日本宪兵队加藤队长的命令下，日本宪兵7人，会同伪警察150余名，在东皇城根胡同各个胡同附近挨家挨户搜查，在附近街巷游动检查，在太平仓电车站检查过往的乘客。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胡同的搜查才停止。而地安门大街、太平仓电车站的检查则持续到夜里11点多。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11月30日上午，北平城内的日伪军、警察、宪兵倾巢出动，继续四处盘查搜捕。伪警察局局长还下发了“侦缉东皇城根狙击日军人犯密谕”：

　　“当经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洋五万元，以励有功。此谕。”

　　在这份密谕的最后，还提供了几点线索:

　　一、犯人年约三十余岁，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褂，当时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

　　二、无牌新脚踏车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

　　三、本密谕禁止登报。

　　刺杀事件发生后，消息在北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老百姓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欢欣鼓舞，相互转告，最后越传越神奇。有的说，是西山八路军进城了，专打鬼子；有的说，北平城外全是抗日的队伍，小鬼子快完蛋了；有的说，是重庆方面派人刺杀了小鬼子。

　　刺杀事件发生后，青衣男子向西全身而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论日伪当局怎么折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满城搜捕麻脸 上演“麻子闹剧”

　　后来，日伪得到一条消息：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下，北平城内30多岁的麻脸人可遭了殃，宪兵、特务、警察到处抓麻子。

　　经过甄别的麻子，每人发给一个“麻子证”，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本人信息和其脸上麻子的位置、状况、颜色等。麻脸人只能执“麻子证”上街，以备随时遭受盘查。不过搜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原来, “麻子闹剧”和真正的行刺者麻克敌有关。

　　麻克敌，又名麻景贤，1937年麻克敌进入“军统”设在湖南长沙的临鄷训练班学习。

　　原来，就在两名日本军官被刺案发生不久，北平又发生了刺杀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汉奸汪时璟事件。由于汪宅戒备森严，麻克敌并未得手，他与警卫人员发生激烈枪战。撤退时，他的搭档邱国丰（又名邱裕丰）情急之中一声“老麻”，让汪时璟的手下听到了。从麻克敌留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两个案子是同一人所为，并且那声“老麻”推断作案者可能是一个“麻子”。由此，才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闹剧。

　　为了尽快给日本国内一个交代，多田峻全力督促破案，日伪当局的宪警和特务机构陷入棘手境地。

　　就在此时，伪警察局抓到一个江洋大盗马元凯。在审讯中，他自称 “刺杀”了日本特使。这下伪警察局松了一口气，总算”破案”了。

　　但是，日军华北特务机关不相信，认为马元凯供词破绽很多，而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所为，于是继续秘密调查。

　　直到1941年1月，麻克敌、邱国丰相继被捕，被关押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炮局监狱）。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被日军判处死刑，光荣就义。

　　原来，马元凯在被捕之后也被关在炮局监狱，但他不甘就此而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是“刺杀”特使的杀手，死也死他个轰轰烈烈。这下正好给伪警察局找了个台阶。于是，伪警察局炮制了假口供，向日本主子交了差。

　　这下真相大白了。

补白

　　刺杀后为何没有马上撤离

　　按常理，刺杀成功后，刺客一般都会马上撤离。麻克敌勇敢、枪法也好，但立功心切。刺杀成功后，他没有撤离北平，而是隐蔽在北平后海他哥哥家。

　　为什么麻克敌、邱国丰要策划另一场刺杀汉奸汪时璟的行动呢？

　　马元凯案子公布后，麻克敌等人觉得，日伪当局既然认为刺杀天皇特使的案子“破了”，风头也就过去了，他也可以再立新功了。但是特工工作，光有高涨的热情还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对形势的足够把握和冷静的分析。

 

刺杀活动为何选在胡同里

　　“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在行动前曾与麻克敌商议，初步将狙击地点放在从隆福寺到东皇城根、南锣鼓巷一带。这里没有日军据点，由伪警察警戒，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胡同密布，路线复杂，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南锣鼓巷口西边的东皇城根胡同，由麻克敌开枪，另一名狙击手掩护。

　　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跟得太近，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克敌、邱国丰二人再次尾随特使到东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很得意，快马加鞭，与随行骑自行车的警卫拉开了距离。

　　于是，麻克敌决定立刻行动，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被刺日军获抚恤金2945元

　　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一份 “内阁陆第905号”档案记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危笃者赏与之件申请》（1940年12月20日）的文件中记载：“支付给陆军大佐高月保金贰千九百四十五元。”高月保在陆军中任职19年，考察其在军事上的贡献，并战死殉国，决定由中佐晋升大佐，给予家属抚恤金2945元。

　　活下来的乘兼悦郎因枪击致残，离开日军一线部队，1942年6月，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职。1944年8月，晋升中佐；10月，任教育总监部庶务科长。

　　普通警察仅获赏一毛三

　　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奖金发放登记簿记载，1941年6月，日本宪兵队矢野司令官犒赏参与本案侦破的伪警察、侦缉队特务，发放总额银2000元，人数有好几百人，奖金最多的是局长、队长等人，50元至40元，最少的是内三区的普通警察，只有一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