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斯大林女儿移居美国被苏联剥夺公民权

斯大林曾经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旗手。长期以来，不仅斯大林的革命事业，而且斯大林的家庭生活都颇受人们关注，其中包括斯大林的亲生女儿。斯大林女儿原名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1926年2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青少年时期得到斯大林的关爱和呵护，斯大林去世后陷入彷徨苦闷，14年后逃离苏联，移居西方，过了17年又返回苏联，随后不久再次回归西方。她的人生道路充满戏剧性和曲折性，从而使她一再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围绕她发生的事情，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斯维特兰娜自幼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她6岁那年，母亲阿里卢耶娃突然自杀身亡，此后，她得到父亲的加倍宠爱。当时，斯大林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温存体贴，经常把她高高抱起，使劲亲她的脸，称她为“小麻雀”、“小东西”。斯大林还和她玩“命令”游戏，戏称她为“小女主人”，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给她写信，自称是她的“第一号秘书”，她如果有什么要求，就下达“命令”，而斯大林则表示“服从”、“遵命”、“马上就完成任务”。一般说，斯大林态度和蔼，在生活上从不“教训”和“挑剔”她，但在她10岁那年，却发生一件使她颇为难堪的事。有一天，斯大林见她穿了一件膝盖以上的短连衣裙随意行动，便大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光着身子到处跑？”随后斯大林规定她穿“连衣裙要过膝”，并开始不断挑剔她穿着的毛病，使她不知所措，多次痛哭起来。后来有人告诉她：“在格鲁吉亚，年老的人都见不得短衣服、短袖和短袜。”

自1933年起，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第二十五模范学校读书，1941年转到古比雪夫读九年级，后来又回到莫斯科读完十年级。中学毕业后的1943年，她按照父亲的意思考入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学习。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与父亲的矛盾和摩擦日益显露出来。

1942年底，她在年仅16岁时便跟一个40多岁的电影导演卡甫列尔发生恋爱关系，两人形影不离。斯大林知道后，在盛怒之下重重地打了她两记耳光，并责备她说：“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可你却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个糊涂虫！”此后，斯维特兰娜同父亲的感情便疏远起来，几乎“成了路人”，“几个月都不说话”。据说，当时官方怀疑卡甫列尔是“英国间谍”，随后把他流放了5年，又在集中营强制劳动了5年。

1944年春，斯维特兰娜18岁时便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莫罗佐夫（犹太人）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对这件婚事，斯大林并不高兴，只是勉强同意，让她“愿意怎样就怎样”，给他们安排了一套房子，却从未与莫罗佐夫见面，而且规定不许他到斯大林家里去。1947年春，她和莫罗佐夫的关系破裂。1949年春，斯维特兰娜23岁时又和原联共（布）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结婚，并住到丈夫家里，但这次婚姻仍然是失败的，在她生了一个女孩之后，双方于1952年离婚。随后，斯大林给她在莫斯科另外安排了一套房子，要求她“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车和公家的别墅”，并给她一笔钱，要她“买辆车，自己开，但是要把司机证拿来给我看看”。

父亲去世，动荡政治让她无所适从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彷徨苦闷。父亲的去世，一方面使她“肠断心摧”，悲痛万分；另一方面又使她“感觉到某种解脱正在来临”。此后，她个人的生活虽和过去一样“比较安定”，继续住着莫斯科的一套五居室房子，她自己以及膝下的两个儿女都享有不菲的抚恤金，但周围的环境却“一片动荡”，政治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使她无所适从。于是，她“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思考往事”。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风暴。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逐级传达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便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斯维特兰娜阅读。她仔细看完这个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米高扬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斯维特兰娜的思想和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1957年9月把“斯大林娜”这个姓改成“阿里卢耶娃”，随了母亲的姓。她说：“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这个姓了，它那铮铮的钢刀声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那颗心。”

1962年5月，斯维特兰娜在东正教教堂接受“洗礼”，自称这是“一次巨大转变”。此后，她相信“主宰世界的是上帝的理智”，认为“不心怀上帝就不能活”。她说，“我从小受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残存物，宛如过眼烟云，消失殆尽”；“对我来说，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已完全失去它们自身的意义”。

在宗教洗礼的强烈影响之下，斯维特兰娜在1963年夏天写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当时并未出版）。这是她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写的，书中所说的“友人”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化学教授。她强调这20封信所写的不是“历史回忆录”，而是“家庭记事”，也是她“本人的忏悔”。她自称“度过了37年愚蠢的、无意义的、双重性的生活”，希望自己“将一切都写出来之后，某种难以忍受的重担终于会从肩上卸下”。

多年间，斯维特兰娜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历史、俄罗斯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曾翻译出版了英国人的著作《慕尼黑密谋》、《人与进化》等。1963年10月，她在一次住院治疗时邂逅相识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共党员勃拉哲士·辛格，并和他发生了恋爱关系。

辛格是30年代早期在英国伦敦加入印共的，当时年老多病，比她大17岁，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长期生活在国外。斯维特兰娜立即申请同辛格结婚，但苏联当局拒绝给予登记，怕她今后利用夫妻关系离开苏联，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还亲自出马进行劝阻，对她说：“您是一位既年轻又健康的妇女”，“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也找她谈话，对她说，“你要知道你父亲是最反对和外国人结婚的，甚至我们还有这么一条法律！” 苏斯洛夫还特别强调：“我们不放你出国！”但是，斯维特兰娜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尽管没经过婚姻登记，她终究还是和辛格同居了。从1966年夏天起，她甚至离开了工作单位，脱离了党组织，留在家里陪伴辛格。同年10月31日，辛格患病去世，夫妻同居仅1年半。

1966年12月，苏联当局批准斯维特兰娜送丈夫辛格的骨灰去印度安葬，给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到印度后，她又获准延长探亲期限。在此期间，她到处联系，积极活动，力求脱离苏联。她曾向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请求长住印度，但未获允许。1967年3月6日，就在预定返回苏联的前夕，她突然乘坐出租车投奔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坚决要求移居美国。

苏联官方起初保持缄默。几天后，塔斯社作了报道，末了说“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打算在国外住多长时间——这是她个人的事情”，说明对她返回苏联尚未失去希望，还留有余地。斯维特兰娜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说她不打算返回苏联。至于美国，起初也很审慎，决定让她“不必急于进入美国，先在中立地区待一些时候，仔细估量一下她的动机和计划”。随后，美国使馆以“旅游者”的身份把她送到瑞士，让她“从长计议”，以防她“冷静下来以后会改变初衷，要求重回莫斯科”。于是，她在瑞士居住了一个半月。在此期间，美国国务院特派原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等人同她进行长谈，对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了解。斯维特兰娜一再表示，她“决定永不返回苏联”。最后，她获准于1967年4月21日飞往美国。

苏联国内许多人指责她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西方则通过对她的访问、报道、录音、照相、评论以及出版她的书籍等等，发动了一场反苏、反共的强大宣传攻势。1967年6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得不在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说：“阿里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

斯维特兰娜移居美国之后，出版了两本书。1967年5月，她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是她1963年在苏联国内写成的一部手稿，1966年1月她和丈夫辛格一起偷偷让印度驻苏大使考尔带到印度，1967年她又把它带到美国正式出版。

1969年她又出版了《仅仅一年》一书。这是她与苏联恩断义绝的宣言书，是她到美国后在西方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书中所披露的苏联内幕以及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比起前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了西方反苏、反共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实。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69年12月19日决定剥夺她的苏联公民权。

1970年4月，斯维特兰娜和相识只有3个星期的美国建筑商人彼得斯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奥尔加。但彼得斯很快破产了，她不得不用一大笔钱替他还债。后来，她因不喜欢丈夫的生活方式，在孩子只有8个月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了他。1973年5月，双方正式离婚。

1978年11月，斯维特兰娜取得美国国籍，并登记为美国共和党的党员。她高兴地说：“以前我在这里是客人，不能参与政治，不能提出批评，现在我可以投票了。”接着，她采取和过去进一步决裂的步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兰娜·彼得斯。她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再也不想叫斯维特兰娜这个名字了”。然而，她承认来美国后生活坎坷不平，得到的是失望和误解，因此对美国又渐渐感到失望了。她说，过去“全然没有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相似，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1982年8月，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奥尔加移居英国，自称“希望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从政治上，也从地理位置上”，说此后“只想过清清静静的生活”，继续著书立说，“不希望与任何记者谈话”。

1984年9月，斯维特兰娜决定返回苏联，并向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递交了申请书。同年11月，她带着小女儿奥尔加回到苏联。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又戏剧性地返回苏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十分想念留在苏联国内的儿女。1980年，她在美国时就说“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我是作了一些牺牲的”，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一双儿女”，和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既不能通信，又打不通电话，连10岁孙儿的照片也没见过。1984年夏天，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又伤感地说：“想见见我的儿孙们。”第二，她对西方世界已感到“失望”。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承认，起初她“把自由世界理想化”，“沉醉在兴奋和满足之中”，但后来“就明白现实是怎么回事了”。她说，“刚到美国时，我有幸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抛头露面，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我……后来不再受人欢迎”，“处在一种虚情假意之中”。她得出一个颇有哲理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她还认为，“美国国务院在说谎方面绝不比克里姆林宫逊色”。同时，她也肯定苏联有好的方面。她说：“在苏联这个社会里，千百万人享受着免费教育，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也享受着公费医疗。”

1984年11月，斯维特兰娜回到苏联之后，又对记者谈及她回国的原因和目前的打算。她说，返回苏联“是我个人的决定，这一决定纯粹是感情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她说，她“曾几次决定回国。第一次是在纽约，当时我看到了关于俄国的影片《奥勃洛莫夫》。第二次是在英国，当时那里正在纪念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她说：“所有这些年我都无法摆脱深深的内疚感。”

斯维特兰娜声明，她今后打算隐居搞翻译。她说，“今后我打算过我一生中头40年经历过的那种平静的私人生活，因此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会见新闻界的代表们”，“这次见面后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打扰了”。

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呆了一些日子后，就来到她父亲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要求当地政府给她安排一套住房，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当时，她的居住地离斯大林的旧居和纪念馆不远。结果，斯大林纪念馆又多了她这么个重要的合作者，其中新建的一个展厅就是斯维特兰娜亲自设计和装饰的，那里展有150张照片，都是她移居西方时收集到的斯大林的生活照。在特制的展览柜中，她放上了斯大林的烟斗、拐杖、望远镜、军服、戒指、勋章等物品。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斯维特兰娜又离开了格鲁吉亚和苏联，返回美国，来到威斯康星州。原因是，她的小女儿奥尔加随同母亲来到苏联后，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例如，她上学时不愿穿苏联咖啡色的学生服，拒绝摘下脖子上佩戴的耶稣受难像，她不会说俄语，也不了解苏联的地理和历史。同时，奥尔加同她母亲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子女也不能相处。况且，奥尔加在18岁以后还可以要求返回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公民，这也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特别是，斯维特兰娜同前夫日丹诺夫所生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甘愿在远离莫斯科的偏远地区堪察加定居，她把当年母亲流亡西方的行为视为“叛国”，不但始终不肯原谅，而且拒绝相见，只愿有书信来往。

1988年4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政令，同意斯维特兰娜和她的女儿奥尔加放弃苏联国籍。斯维特兰娜回归西方后，曾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发表看法。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公开性’注定要破产”。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