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细数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女军官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同年加入中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派赴东北。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1936年8月28日英勇就义。

红军的“难得女将”胡筠

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谢冰莹

　　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征间隙完成《从军日记》。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返回，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

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愤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一部黄埔军校史，即是坚持还是背离孙中山倡导的黄埔精神的历史。在它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
　　黄埔军校名闻遐迩，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
　　黄埔军校第6期培养了黄埔军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队
　　武汉分校的全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5年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官培训，命令在粤各军取消他们各自办的讲武堂和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同时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以武汉分校的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以往只招收男生，不招女生，而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这是黄埔军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的第6期。
　　黄埔办女生队阻力大，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阻挠，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
　　成立女生队是武汉分校的创举，恽代英曾对女生队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说：“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找寻自己出路的。
　　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国*派出许多同志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教官，他还分管女生队的工作，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职务。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王行等，也多系共产党员，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委书记”。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等等。
　　这些党员大都能够以身作则。当时蒋介石只是挂名校长，校长一职实由邓演达代理，而“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同志实际主持。”这样一来，党的方针政策在分校能充分实现，体现了党对分校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在校级领导人中，从而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使其忠于革命。
　　213人的女生队，有的已当母亲，有的还缠过足；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都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革命
　　1926年2月，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黄埔军校女生队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来看，大都参差不齐。其中萧楚女、恽代英在重庆、泸州时的学生接受革命影响较早，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的在抵制仇货等爱国运动中，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是其他一些人，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无论怎样，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
　　由于新生入校后首先需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的第1、2、3、4期学生内，是不设指导员的。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珩、张麟书、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
　　做和男学员一样多的工作，接受军校一切严格的训练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设在这个大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
　　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简直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她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参加受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与叛军夏斗寅部、军阀杨森部奋战34天，写下了动人篇章
　　1927年黄埔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的市民进行宣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蒋介石唆使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以达到其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的一师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三四十里的纸坊，形势迫在眉睫。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又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
　　女生队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就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妇女们主动给革命军送茶、送水。“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员紧跟作战的男学员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抢救伤员的工作。她们个个勇敢，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热情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这次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这34天里，女生队学员“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
　　黄埔军校女生队队员，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班师回校后，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职业，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
　　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作政治部工作，有4个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她们中的不少人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成为千古不朽的巾帼英烈；胡筠等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如赵一曼等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
　　此外，像胡兰畦、曾宪植、危拱之、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
　　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创举。黄埔军校女生的英勇大无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