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铸大国重器,他隐姓埋名30年
人物简介
黄旭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研究所名誉所长。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等,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在黄旭华的办公室里,两个潜艇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短一些“身材胖胖”的是我国第一代某型弹道导弹核潜艇,稍长一些“体形苗条”的则是我国第一代某型攻击型核潜艇。
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黄旭华拿起这两艘模型,唤醒了那段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如果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的体量。
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有过强烈的造国产核潜艇的梦想。那时候,我国尖端技术基础薄弱,只能寄希望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事后,毛主席作出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于是,我国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黄旭华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迅速开始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设计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核潜艇,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在中央组建的29人造船技术研究室,黄旭华和同事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中间加个反应堆。在后来的实践中,黄旭华才渐渐明白造核潜艇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祖国的需要就是黄旭华最大的动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黄旭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情澎湃。
当时,有关核潜艇的一切都是核心机密,黄旭华和他的年轻战友们,很难从国外拿到一点关于核潜艇的现成技术资料。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般搜集有关核潜艇的碎片消息。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令黄旭华意想不到的是,拆解这两个玩具, 竟然发现和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
说干就干,他们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比如,核潜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说。
为了保证计算准确性,研发人员分组进行计算,出现不同结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
核潜艇上的设备、管线数以万计,黄旭华要求个个过秤,几年来每次称重都是“斤斤计较”。最终,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从1965年“09”计划正式立项,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至此,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使中国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茫茫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
“我的生命早已经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
虽然造出了核潜艇,但黄旭华的步伐没有停歇。随后几年,他依然选择了“深潜”。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艇上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下数百米后,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核潜艇是否具备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深潜试验就是考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性,在核潜艇深水试验中最具有风险性和挑战性。“我对深潜很有信心,将与大家一起下水!”已过花甲之年的黄旭华选择和潜艇官兵们一同下潜。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阵阵声响,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小时、2小时、3小时……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核潜艇到了水下极限深度,完成了4小时的深潜试验。试验成功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直到今天,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60年风雨兼程,核潜艇事业一直伴随着他。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他给年轻一代当“拉拉队”,关键时刻给他们“撑腰”,还扮演“场外指导”。
工作成为黄旭华的一种习惯。现在,已过耄耋之年的黄旭华,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来到办公室,整理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对黄旭华来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财富,他希望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好,一代代传下去。黄旭华常常说:“我割舍不下这项事业,我的生命早已经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
作为核潜艇技术领域的带头人,黄旭华几十年来硕果累累。他率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重点型号研制工作,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1位、船舶设计大师2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首席技术专家2位、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1位、型号总设计师7位、型号副总设计师30余位。
“是我选择了这‘不可告人’的人生”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这是在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的要求。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坚定地说:“我能承受。在大学时我经受过地下组织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的锻炼和考验,相比之下,隐姓埋名算什么?”
回想童年往事,黄旭华依然历历在目。抗战爆发后,沿海省份学校停办。1938年大年初四,14岁的黄旭华在日军的轰炸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
不停躲避敌机轰炸的遭遇,让曾梦想当医生的黄旭华开始思考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疯狂。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到处流浪。祖国那么大,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
“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当时有句话叫‘科学救国’。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黄旭华立下了救国之志。
为了这条救国之路,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当受领研制核潜艇的使命后,他只能选择“神秘消失”。因工作保密,父母和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父亲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对于母亲,一别就是30年。
直到1987年, 黄旭华隐秘30年的生活,才渐渐显露于世。上海《文汇月刊》刊登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把报刊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母亲看到文章后,才知道儿子这么多年的去向。
母亲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对于亲人,黄旭华总感觉亏欠的太多。多年后,也有人对他开玩笑地讲:“你做核潜艇,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人生!”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作词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对于这份神秘,黄旭华显得很释然,他说:“我很爱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继续说:“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王凌硕)
黄旭华及其夫人在上海合影(1956年4月29日摄)。新华社发
黄旭华向媒体介绍我国核潜艇发展状况(2014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金超 摄
黄旭华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室(11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黄旭华在办公室查看资料(2014年5月31日摄)。新华社发
黄旭华(右)在观察某新型核潜艇(1988年4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黄旭华在葫芦岛试验基地(1988年3月4日摄)。新华社发
黄旭华夫人李世英(右)在为他整理着装(2014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金超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