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谈如何处理福建19路军兵变

军事秘闻 2017-04-27 10:23奇闻趣事www.qiwenkd.com

  几年前,笔者曾撰《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一文,讨论中共在福建事变中的成败得失,其中论及蒋介石敉平事变的军事行动。前些日子,有幸读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蒋介石日记,对其事变一段自是倍感兴趣。很幸运,蒋日记中对福建事变记载颇详,不仅有针对事变决策的具体内容,更有决策的变化过程,读来颇生感叹。总体而言,日记所呈现的历史流变和我当年文章的脉络尚无扞格,个别地方更证实了笔者当年凭借既有史料做的推断。不过,能够通过日记真切体触到一颗鲜活心灵的搏动,终究可以为死的历史添上更多的活力。

  (一)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反蒋事变爆发,蒋介石遭受重大打击,对此,其日记记载颇详。11月10日日记提到:“陈铭枢欲在闽捣乱心切。”对陈和福建方面的异动已有注意。12日日记记有:“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此时,他还寄希望于通过笼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稳定福建,消弭事变于无形。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陈铭枢作为老长官对十九路军的影响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报,蒋当夜“几不成寐”;而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此时,经过长期变乱纷争,国民政府稍显喘息向好之机,衡诸大势,蒋自认其内外应付方策都进入关键的实施时期,雅不欲内部再生事端。因此,东南方再掀波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此时兵力总计5师10旅,每师四五千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对蒋而言,这样的实力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事变正式发动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判断:“于此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对展开“讨逆”军事行动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更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据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在事变爆发后立即制订对闽作战计划,要求入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中共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并迅速向南进展。

  事起福建,但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两广的态度和中共的动向。事变后,两广方面与福建各怀心思,加上闽方抛弃国民党正统的决绝行动,更使两广对闽望而却步,这使蒋暂时了却一大心病,应对红军威胁成为蒋介石平定闽变首先顾虑的重要环节,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但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强厚兵力,留赣及赣浙边境部队达十数个师之多,兵力数倍于红军。蒋并要求向福建进兵时,江西方面部队应大力配合,以攻为守,主动向赣闽边境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对浙江后方地区多有部署,日记中留有加强江浙一带军事防御部署的记载,1934年1月初,叮嘱顾祝同、熊式辉“注意预备逆军窜浙之预防”。蒋介石用兵向主谨慎,虽少出奇之举,但战场上应该注意的各个环节他绝不会随意忽略。

  以往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研究中,都强调福建事变期间中共应该向江浙一带出兵,通过扰乱对手后方,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在蒋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蒋内心竟十分期望闽方攻浙。因此,事变期间他指示属下“宣传逆匪进攻浙边庆元、泰顺、龙泉消息”,颇有点欲擒故纵的意思。南京入闽军的关键一路也绕道闽西北进发,实际是其针对闽浙边境进退攻守的活棋。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蒋在江浙一带所作部署看,蒋介石诱对手出击的想法应非毫无成算,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勿论浙江,十九路军出闽西北与蒋决战尚无信心;而以红军当时的力量,挺进到江浙一带这一南京政府的纵深区域,在不具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应该说也相当巨大。其实,红军出江浙的想法并无确凿史料证明当时已经提出,而据此所作的种种论断未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战争是对垒双方的棋局,好点为双方所必争,也为双方所必守,复盘者判断优劣,恐怕不能一厢情愿地做单方面的推断吧。

  (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对福建的攻击部署,对闽战事一触即发。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而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共八个师,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样的精锐部队,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居于压倒优势。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方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展现出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我们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日记中透露:“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如果闽方按军事常规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蒋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千的“喜惧交集”。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此种心态,或以为是蒋多虑之征,但其实应属人之常情。每一个有机会在命运的歧途上作出抉择者,此种“喜惧交集”的心态,应该都并不陌生。在滚滚推进的历史逻辑庞大的车轮下,意外发现这一点略显苍白的人性之花,笔者其实也是“喜惧交集”,所惧者无他,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论史者常常事后先验赋予历史的完美、理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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