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朝鲜战争60年：学者称中国被苏联朝鲜逼迫出兵

转眼已是60年。

1950年6月25日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

刚成立的新中国起初不愿直接卷入，但随着战局的变化，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咄咄逼人，在斯大林、金日成的催促、恳求下，毛泽东力排众议，做出了组建志愿军参战的决定。

中国到底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在近年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显现。

斯大林态度突变

二战后，以三八线为界，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南北双方领导人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1948年，苏军单方面率先撤出朝鲜。此后，李承晚政权曾不断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但直到美军于1949年6月撤出南朝鲜，斯大林也一直不支持金日成的“武装统一计划”。

突变发生在1950年初。1950年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的一次小范围午宴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与苏联外交官谈道：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令人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什特科夫汇报后，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准备帮助朝鲜。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准备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打开绿灯。而此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斯大林对自己支持“武装统一”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竟然对其中国客人———毛泽东，只字未提。

得知斯大林赞成他的武装统一计划，金随即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增加到10个师。对此，莫斯科完全满足他的要求。

苏联“变卦”的利益考量

那么，在1950年1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促使斯大林突然变卦？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基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

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而正是在1950年1月，经艰难谈判，斯大林在莫斯科“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版本的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议定：中国将收回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这预示着，苏联远东舰队此后将不能自由使用位于中国的不冻港。

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假设战争胜利，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半岛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假设战争失利，苏联仍能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留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斯大林变卦的关键点是：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要维持原有的中苏友好条约，但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对苏联人拍了桌子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东亚地区的部分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考量。

金日成请求中国帮助

而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

早在1949年4月底，金日成就曾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提出至少要等中国内战结束再说，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不过，出于种种考量，中方答应了朝鲜同志的一个要求，即允许四野三个师的朝鲜族官兵回国。

1950年5月，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以便向中国“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

5月13日，金日成飞抵北京，当晚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报告看，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以至毛泽东与金正日的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晚便中断了。

简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才从金日成的口中得知，斯大林已批准了金的“计划”，中断会谈，是中共连夜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

而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反对意见。

金日成“恳请”毛泽东出兵始末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打响第一仗，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变化过程。

随着战局发展，随着北朝鲜从喜到忧，苏联的方针和策略迅速从开始的积极支持朝鲜军事进攻，到后来决定避免过多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不赞成，到后来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美国很快介入这场战争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南下进展十分顺利，但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而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由于对朝鲜战争的情况不明，缺乏应有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全国工作重心并未因战争爆发而立即转移。

尽管战前不支持金日成挥军南下，但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至9月29日，朝鲜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

金日成一面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

面对危难局势，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把出兵责任，推给了战前并不知情的毛泽东。毛泽东最终决定出兵

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在10月2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挂帅，并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赴京。由于天气恶劣，彭德怀于4日下午4时才赶到中南海，而会议已于3时开始。

中共公开史料还显示，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中南海，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5日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毛嘱彭统率志愿军，这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赞成出兵、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

但此时，斯大林却在出动空军支援中朝陆军的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最终同意苏联空军延后出兵参战），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毛泽东说：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部队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

延伸阅读

18万志愿军战士捐躯朝鲜

60年前，240万中华优秀儿女，开赴朝鲜战场，支援了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在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夕，记者对志愿军烈士人数、安葬地等进行了寻踪。

183108名战士付出生命

9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其中山西牺牲了5488人。

据志愿军老兵曹家麟介绍，牺牲的志愿军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近七成伤员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是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铮铮铁骨

牺牲的级别最高指挥员: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感染美军细菌弹牺牲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1952年，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阵亡的首名烈士：志愿军40军班长石宝山抱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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