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

长城脚下水洞沟，一泓清泉入河流。断壁崖前观古址，石器文化遗千秋。山岭遍是沙丘布，鸦鹊羊群埠上走。若非地下藏物证，焉知史前山河秀。这首今人写的古体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亦梦亦幻的境界。  

走过水洞沟，从两万多年前的史前社会一下子走到了明朝的长城边。几乎没有跳跃，时空就在这么不经意间一下子从远古拉到了现实。人们常说，穿越时空的河流。那么眼前这些地穴、断壁和长城之外的荒漠，又是怎样一条被岁月遗弃的河流？水洞沟人已经神秘地消失了，但他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却依然在顽强地存活着。直至目前，水洞沟依然是宁夏已知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对其研究的持续深入，新的发现仍将层出不穷。  

“地窝子”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银川市东南28公里，最早由法国古生物和史前考古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于1923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该遗址与内蒙古的萨拉乌苏遗址被并称为中国最早发现和进行正式发掘的两大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水洞沟村是一个古老的半地穴式的聚集村落遗址。在古老的水洞沟村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保留着北方先民们创造的窑洞式和半地穴式的居室。银川市文化局有关研究者告诉记者，这种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居室，往往建在黄土层较厚的山坡或沟岸上，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水洞沟村继承了这种古老居住方式，在黄土坡上先挖出一定深度的地穴，然后在地穴四周边缘上，用土坯垒起矮墙，使之高出地面，再以桁条，木椽搭顶，复以柴草，在柴草上糊以泥巴，防止漏水。

“这种居室建筑极其廉价，是远古人类居住方式的最佳选择。我国北方地区群众习称其为‘地窝子’、‘地窨子’。它产生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伴随着人类生存了数千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销声匿迹，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据了解，水洞沟村聚落共有29处地穴式建筑遗址。据水洞沟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他们选择了其中的一些进行了恢复，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先民们的居住形式。  

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文物保护规划重大遗址之一。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80多年来，经过5次考古发掘，在水洞沟出土了3万多件石器和67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是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形状接近。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  

2007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除石制品、动物碎骨和用火遗迹外，这次发掘尤其重要的是还出土了近百枚精美的环状装饰品。装饰品以鸵鸟蛋皮、骨片为原料，圆形，其外径一般在8毫米左右，用琢制和磨制结合的方法做成，中间钻小孔，孔径一般在2—3毫米，个别的有4毫米，有的表面还被矿物质颜料染过色。完整、残缺、成品、半成品各种类型都有发现。这些装饰品小巧、规范，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同类遗物中制作最为精美者，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在阐述区域性石器技术传统的成因、远古文化的发掘和变异，以及晚更新人类在东北亚的迁移、扩散和交流具有重要地位，对3万多年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至目前，水洞沟遗址已先后出土文物超过4万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石制品。其中有由100多片指甲盖大小、用鸵鸟蛋皮制作的圆形饰物，考古学家推测其距今两三万年，可能是串成的项链饰物，应是中国最古老的饰物之一。   

失踪之谜  

水洞沟旅游区有三公里长的芦花谷，芦花谷内芦苇摇曳生姿。湖泊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中鸳鸯湖上修有原生态木桥4座，凉亭两处，湖面上、芦苇丛中百鸟翔集。碧绿的湖水、清脆的鸟鸣、唯美的画面，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红山湖内绿波荡漾，游船往来，水岸长城，难得一见，在游船上观赏雄伟的古长城，别有一番情趣。当你还没有从土林景观的童话世界中走出的时候，下船登上码头，又掉入了一个世外桃源内，那就是景区内的沙枣湾。  

那么水洞沟人是怎样神秘失踪的，他们为何逃离家园呢？  

有人这样描述：“灾难在一瞬间突然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湖水骤然上涨，惊慌的水洞沟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匆地离开了住地。后来湖水和河流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地掩埋下来。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洪水所带来的沉积物越来越厚，以至堵塞了整个湖泊。然而，在它上游的一条小河却不愿停息，终年流淌。每当洪水泛滥时，巨大的能量将这淹没的湖泊中刷出一条深沟。这条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洞沟，也叫边沟，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洞沟遗址，正是在边沟北侧高约8米的断崖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政府多次组织古人类学家，对水洞沟文化遗址进行研究和考察。1963年我国考古学家斐文中在对水洞沟I号遗址东侧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野驴、犀牛、羚羊、转角羊，野牛、狗、猪和驼鸟等十几种动物化石和1.1万件石器。同时，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磨盘等遗物。这次发掘首次以明确的地质包含物证明，水洞沟不是单一时代的文化遗地，下层有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上层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六次大规模发掘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境内共发现过三处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就是其中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德国传教士肖特在水洞沟东5公里的横山堡一处冲沟的马兰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根据这个信息，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水洞沟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80多平方米，获得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和“混合着碎骨和碳屑的痕迹”，以及13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有研究者认为：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  

记者从水洞沟景区管理处了解到，水洞沟遗址先后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有系统的发掘工作，分别是：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出土标本大部分被运到国外；1960年中国与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第二次发掘；1963年裴文中先生领导的第三次发掘；1980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2003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的第五次发掘；200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水洞沟第六次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为水洞沟文化是迄今为止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东的驿站。  

“水洞沟遗址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这里保持了古朴的雅丹地貌，到处充满了雄浑奇特的荒古神韵，让我们随处可以领略到生命的永恒、自然的神奇、人类的伟大、历史的沉积。它的发现和发掘不仅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开端，而且在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的新的闪光点。”银川市文物局有关研究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