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揭示“最初中国”的梦想
考古发现 2016-08-31 13:18考古学家www.qiwenkd.com
①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全景鸟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②牛河梁遗址随葬玉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③凌家滩墓地07M23玉石器出土情形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④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刻图长方形玉版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⑤陶寺遗址蟠龙纹陶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的讲述从5300年前的一次超过1000公里的传奇旅行开始。
用考古资料证明这次长途旅行需要三条重要线索：一是距离遥远的两地有特殊的相似性，难以用分别发明解释，只有交流才能形成；二是两地之间没有发现中介者；三是社会发展程度为这样的旅行提供了可能性。
1、相距1000公里的惊人相似
距今5300年前后，安徽含山凌家滩的史前社会高度发展，出现大量蕴含原始宇宙观的玉器。
屈原曾向天发问：寰天有九重，是谁规划？连接天地的绳索系在什么地方？天极怎么能固定不动？凌家滩大墓中的一块刻画着复杂图案的玉版，简直可以做《天问》的插图：中心两重圆圈代表圜天；内圈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极星；“绳索”图案表示不同层的天庭之间和天地之间的绳索。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中，而龟则是天然的宇宙模型，背隆起像天，腹平整像地，足为连接天地的巨柱。凌家滩的另一件“神器”是胸有八角星纹、双翅末端为猪首的勾喙玉鹰，解答了《天问》中的另一个问题：天极是由神鸟驮负的，所以稳定不动。猪首则是终年绕极星旋转的北斗星的象征——我们看北斗星像勺子，古人看它像长吻的猪首。很明显，在凌家滩时期，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原始宇宙观的各个要点均已齐备，精美的玉器成为宇宙知识的载体和地位与权力的重要象征。
与此同时，辽宁建平牛河梁，举行盛大葬礼的红山文化的社会上层们，在石砌大墓中郑重地放置着龟、神人、猪龙、模仿龟壳的筒形器等珍贵玉器，其外形和内涵均与凌家滩的发现惊人相似。是什么原因让相隔千里的两个文化的社会上层具有如此相似的宇宙观，并同样用玉器表达？相互交流是最可能的答案。
占据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南北两个邻居均有交流，其墓葬中随葬的连环式璧和用兽骨或象牙制作的筒形器即是明证。但大汶口社会上层并未接受各种蕴涵宇宙观的玉器，以炫耀自己沟通天地的能力，而是更喜欢用精美陶器表达世俗的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
这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构想一次相隔千里的凌家滩和红山的直接交流。
2、5300年前的一次长途旅行
凌家滩编号为07M23的大墓主人可以做我们的主人公。他的豪华墓葬中放置着玉器200件，包括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和著名的仿龟壳玉筒形器。虽然酸性土壤完全腐蚀了他的骨骼，但炫人眼目的随葬品仍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他生前作为凌家滩领导者的权威。
旅行发生在他庄重地举行成年礼之后。作为社会上层的一员、权位的继承人，他已经获得最好的教育，掌握了丰富的高级知识，包括日月星辰运行、与超自然沟通、管理社会和玉器制作工艺等。只是这些还不足以树立威望。他需要完成一次跨越千里的旅行，经历磨难，展示智慧和勇气，拜访久负盛名的红山仪式中心，学习本地人群难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次旅行他期待已久，整装待发时，兴奋难抑，踌躇满志。
他一路北行，渡淮河，溯泗水，到达大汶口文化区。如果按照每小时行进5公里、每天行走6小时计算的话，大约需要20天。善饮的大汶口社会上层应该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招待远方来客，因为这是他们不能放过的展示财富、威望和广泛交友的好机会。在精致的黑陶杯交错畅饮之中，宾主间的交流渐入佳境。展示罢自己的玉器及其蕴含的宇宙观，讨论过控制沟通天地的权力和控制世俗权力的关系之后，凌家滩的年轻人发现主人并未热烈响应，同时也感到宴饮中浓重的世俗气息与自己格格不入。友谊的小船虽然不能成为巨轮，但也不至于倾覆——他有礼貌地辞别，继续向着心中的圣地前行。
渡过当时东出太行、横贯海岱的济水，沿黄河一路北上，翻越燕山，再溯凌河而上，30天后，医无闾山深处的牛河梁终于遥遥在望。沿着山间谷地逶迤前行，白色的积石高冢在林端时隐时现，这是远离聚落的仪式圣地，甫一进入便令人从心底肃然起敬。终于来到高居牛河梁顶的祭祀平台和神庙，我们的主人公应该会被邀请参加祭祀或者葬礼吧。那是与大汶口宴饮迥然不同的场景，没有酒香弥漫，只有燎祭的青烟直入蓝天，而祭师的舞蹈抑扬顿挫，令人神驰。
岁月流逝，不知道我们的主人公停留了多长时间，也不知交流的全部内容。所幸美玉温润如故，让考古学家可以管中窥豹，推想交流的方式，见证因交流产生的文化精髓的共享。
历时数月，终于回到凌家滩的主人公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吧。面对众人，他展开记录旅程的《山海经》一样的长卷，会引起怎样的震撼？考古论证止步于此，难以描述生动的细节，但足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经过长途旅行洗礼的年轻人，最终成为凌家滩掌握沟通天地和世俗权力的强有力的领导者。
3、史前交流开启的“奠基时刻”
事实上，距今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灿烂转折期，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区域间交流互动也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象征威仪的玉钺、代表重要葬仪的大口缸、奢华的象牙器，这些特殊物品在各地区普遍出现，表明各地新涌现的社会上层构建起了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我们描述的远行只是多彩交流的一个事件。
交流结果，如张光直先生所说，使各地区“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个“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是中国史前划时代的时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像我们的主人公一样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们，积累了大量可以交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了对“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心理范围的认同。但他们还只是认识到彼此共同拥有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精华的“世界”或者“天下”，没有考古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或“族群”。
那么，是谁开启了将“最初的中国”构想为一个有强大核心的整体、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呢？苏秉琦先生认为这一宏大的理想诞生于夏商周三代。《禹贡》可以视作促进各地区一体化的政治神话和高超宣传策略：“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禹迹遍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夏人自己可能是这一政治神话的创立者。
是否还可以将这个“中国梦”追溯到更早呢？
我们先回到40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到山西襄汾陶寺大城外的天文观测仪式现场看个究竟。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座特殊建筑内，陶寺贵族们已经陈设好了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这座建筑面向塔儿山，略呈半圆形，有12座连续的夯土台基，呈扇形排列，台基上起墙，森然壁立，墙间形成11道神秘窄缝。半圆形的圆心处，是一个圆形的夯土台，站立其上，11道缝隙尽收眼底。东方渐白，贵族们躬身屏息，等待着一个庄严而神奇的时刻。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刹那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四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春分太阳的准时来到，意味着“敬授民时”的权威安然无恙。鼓乐奏起，牺牲献上，“敬道日出”的仪式达到高潮。
这是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迹为我们提供的生动场景。
陶寺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尧的活动中心正相符合，占据中原，势力超群，无出其右。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着源自不同地区的琮、俎刀、鼍鼓等仪式用品。显然，陶寺的领导者们胸怀四方，并以展示获得四方物品的能力为提高地位的重要政治策略。这种胸怀和策略为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至少从理念上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低估陶寺领导者的能力，他们可以建造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结构复杂的天文观测设施、可以汇纳四方物品和知识，他们或许已经心怀“理想的中国”，实施各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协和万邦”。
考古资料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中国奠基时刻的画面，它比古史记载更真实更生动更壮丽。随着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会为我们讲述更精彩的“中国梦”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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