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边缘的“他者”

　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罗伯特·扬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就指出过：“当西方人观察非西方世界时，他们所观测到的与其说是那里的现实情况或非西方民族的真实感受，倒不如说是他们自身的镜像，是他们自己的假设。”

 

　　身份决定了看待事物的角度，如何解读去年在中国热映的《帕丁顿熊》(见下图)就是个有趣的例子。作为英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形象，帕丁顿熊的经历来自于英国儿童的二战史，但不少中文评论却看出了殖民主义与文化归化的隐喻。片中英国探险家最初与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秘鲁是“一个广袤而又神秘的地方”，但当他与熊夫妇长期接触后却改变了想法，对同僚喊出了“他们不是野兽而是有智慧的文明生物”，虽然他们不会讲英语、不会打板球，而且还住在树上。可惜时至今日，暗示前殖民地民族幼稚、软弱、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描述仍不鲜见，有些人甚至据此在文化层面将国际间的粗暴干涉、对抗行为合理化。

 

　　当然，“秘鲁移民”帕丁顿熊形象的成功，在于他通过努力完美地融入了英国社会，不但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且找到了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不再是社会边缘的“他者”、低人一等的“客体”。但若只问一句“他是否会怀念秘鲁丛林的生活”是不够的，因为影片同样展示了“他者”融入西方社会的阻碍和困难。作为一个错位者，帕丁顿熊的解决方式是“全盘英化”，忽视了整合两种互不兼容的文化的痛苦，而这正是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移民问题的一大诱因。

 

　　当前世界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虽然商业贸易、技术进步让不同国度的人们愈发了解彼此，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文化将仍然保持着地域性。

 

　　人们期待的多元文化世界的未来，就不是以帕丁顿熊树立一个“秘鲁中心主义”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而是真正以抱有开放胸怀，促使不同文化间彼此尊重理解，不再仰视或者俯视。走向现代不是走向西方，从某种意义而言，现代性是西方同世界互动的产物，就像丹麦历史学家戴维·格雷斯指出的：“所有人都将运用现代性的工具塑造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却不会因此成为西方人。”

 

　　世界从来都是色彩缤纷的，你的眼中有我，我的眼中有你，“边缘世界”不该永远被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