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份子”之礼尚往来

中国确乎是一个人情社会，而人情最主要的体现就在于礼尚往来，最后则落脚在这“随份子”上。我们曾看到西南某市的消息说同学在微信上发喜帖，等大家把份子钱转过去后，却发现同学收钱后把自己列入了黑名单。收钱的同学有点儿像貔貅，属于“只进不出”的主儿；过几天又有报道说，东北的同学结婚了，无锡的同学包了一张“新婚快乐！手头有点儿紧，红包先欠着，等哥们发达了，补你一个大的”的“欠条”，等到无锡同学结婚时，东北的同学欣然前往，只是其作为“回礼”的红包，既有无锡同学手书的原“欠条”，又有一张“抵消了”的白条，还真是“礼尚往来”呢。在网上搜搜随份子的事，奇葩的还真不少，花样迭出。

随份子的事无分贵贱，每个人都会遇到，谁还没有个亲戚朋友呢。这种无需约定却早已成俗的礼尚往来之举，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却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只是我们身在其中，反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曾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写得比较不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还有一本流传甚广的书，就是《中国乡村生活》。明恩溥于1872年来华，在鲁西北传教30年，社会学家李景汉说他在演讲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山东口音，可见他对中国农村生活的熟悉。当他观察中国人的时候，带着异域人独特的惊奇的眼光，寻找并揭示维系着中国人乡村生活秩序的各种纽带和习俗。比如在“乡村婚礼和葬礼”一节中，就有他对份子钱功能的解读。

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也希望使婚礼成为一个喜庆场合，所以婚礼最常见的婉转的提法就是“喜事”，而喜庆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则表现为吃。“如果中国人把某一事物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的话，那就是吃。表达真挚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请一个人吃上一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条件虽不宽裕，在婚礼中吃的开销却必不可少，而从吃的数量和频率来看，这类花费都会使哪怕是殷实的家庭也不得不叫穷。在这种压力下，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份子”，人们正是借助“份子”，才得以摆脱婚礼筵席的经济负担。“份子”有时是以实物形式捐出，但流行的做法是交钱，其数额依据每个人都准确领会了的标准而确立。

婚礼上都有专门的财务委员会，在我们山西老家叫“礼房”，收管和登记客人捐来的钱款，“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双重位置上，今天他是受赠者，而明天当对方家里有红白喜事时，他要回赠同样多的钱物，那时他又成了捐赠者。”每个人送礼的数量，视两家关系的亲疏而定，特别是要看以前在同样的场合下收到对方多少礼物而定。若谁家漠视这种还礼的数量要与收礼的数量相当这种不成文的“法则”，会被认为是对礼仪的严重冒犯。在现实生活中，“还礼”的数量其实还要考虑到社会变迁和物价上涨等因素。

明恩溥的犀利之处，就在于他还观察到出席婚礼的几乎每位女宾，“必定会带来一个或几个胃口极好的孩子，这些孩子从宴会开始直到结束一直专注于埋头吃喝，他们的肚子就好像是个无底洞。”孩子们不用出礼钱，却会大幅度增加宴会的开销。看到这里，今天的人也会不禁莞尔，有时候听到人们说“把礼钱吃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

在明恩溥的眼里，中国人表现喜庆的最高形式，是请大家“吃一顿”，是“独乐乐与众乐乐”的结合；而“随份子”则是“一家的事大家办”的互助的体现。正是这种随份子的礼尚往来，将乡土社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和睦和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随份子正是中国人解决一时困窘的智慧的体现。

这样一种根植于心的生活习俗，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不易消弭。只是如今的随份子有些变味儿。在一些村镇或县城，人们“办事”上瘾，儿娶女嫁办酒席自不必说，子孙的满月礼、周岁礼、十三岁生日礼；中年人逢四十、五十、六十等整寿的寿礼、老人的丧礼等，弄个名头就广撒请帖，即便只有一面之缘，都会“敬请光临”，将红白事变成了敛财手段。更恶劣的是一些小有职权的领导干部，将收“份子”钱变成纳贿的隐蔽手法，因为这种礼是有去无回、不尚往来的，而今之所以成为反腐的一个阵地，也自有其道理在。

其实，如果真能让习俗的归习俗，人们生活在一个互助的、有人情味儿的社会里，即便在严寒的冬季也会感觉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