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着道光帝的百两白银奢侈早餐

　　道光帝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道光皇帝某日宣一大学士上朝，公事完了后，两人就扯卵谈，道光帝嘘寒问暖，无意间问及大学士早餐吃什么，大学士答道：“吃三个涴果。”道光帝大吃一惊：“你好阔气！”涴果者，寻常物，北京人所谓荷包蛋也。一个大学士，不大不小算得上一个省部级官员，早餐吃三个荷包蛋怎么就把道光皇帝吓得不轻呢？原来在道光帝这个首长办公室之内务府里，账目上每个鸡蛋的价格是三十两银子。涴果是加了工的鸡蛋，加工费及服务费也肯定所费不菲吧。一个早餐就要吃掉百多两银子，那中晚餐吃多少啊，这当然就让“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帝老儿也不免惊叹，怪怨大学士生活之奢侈了。

那么，道光帝之时，鸡蛋到底是什么价呢？它有两种价，一是官价、府价，一是民价、市价。官价府价是三十两一个，民价市价是三钱可买十来个。什么东西一入内务府，价格就不是翻番的事。百倍是低的，千倍是正价，上万倍者也不稀奇。曾给溥仪之妻婉容当过抄书先生的周君适爆过猛料：故宫有个宫门坏了一对铜环，换了新的，内务府的账目上这对铜环的价格是二万两银子，有好事者换算过，按当时的物价水准，这价格可盖十栋楼房。是内务府货物的进价高吗？想起来应该是很低的，皇上要的，谁敢高价吆喝？内务府的人到民间采购，“手把文书口称敕”，什么都是很便宜的，“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一丈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进价是这么低，到得官衙里，却贵得吓死人，这其实见怪不怪，官价从来都是吓死人的。如今之你我，相信也不会陌生，比方说：培训那么十天半月，培训费可能高达三五千或上万元；比方说，你要要害部门去领张什么表来填，不过是张纸，你可能要交一二百元；某地曾搞过一回什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晚会，一两分钱一个的气球，记在公家的账簿，便是一两百元了。

一个早餐要吃掉近“百两银子”，一个大学士哪来那么多钱呢？这本来是一件可以追根索底、穷究猛打的好线索，既可以还大学士以清白，也可以挖出一串大窝案的，但道光帝只从惊叹始，仅到惊叹止，并不深究，并不认真；而这位大学士也不辩白，并不讲出鸡蛋的真实价格，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学士在官场里混了这么久，当然知道官场里的生态法则。官场里的很多事，你心知我心知；你肚知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做丑，谁也不愿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

末代皇帝溥仪曾对内务府动过一次手术，先是改变了内务府用满不用汉的定规：起用了汉人郑孝胥任首班内务大臣，再裁减冗员，据实作账，但改革改到半途，改不下去了，什么人的饭碗都可夺去，但“干部们”的饭碗是动不得的，何况这是人家一年可盛上百万两银子的大饭碗！什么改革都好说，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比登天还难的，这不，郑孝胥犯了众怒，当不成内务府大臣了，只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仍回到溥仪的身边当“帝王师”，讲讲课而已。从理论到理论务务虚是可以的，要严肃认认真真务实，那可不行。

记得十几年前听过一个相声，叫“糖醋活鱼”。在那时，相声创作也是很讲究“主题先行”的，这段相声的主题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世界第一。但这文化的代表作却是一盘开了膛，破了肚，进了热油锅，再浇上糖醋汁，居然还能瞪着可怜的眼睛大喘气的一条鱼，则很让人不可理解。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哪位先生写了，只记得从电视里看着侯跃文的表演，也很替他难过，因为他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毫无后来那些明星偷工减料的手脚。他真想逗人乐，急得都冒汗了，但却实在是让人笑不出来。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丝对作者不敬的揣测：这位先生是不是要把小侯先生也“糖醋”了？

但“糖醋活鱼”这个段子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意义就是让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种“文化”——“糖醋活鱼文化”。

现在时兴“寻根”。那么“糖醋活鱼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试着寻一寻。记得有一则笔记与此类似。那是清朝的事，说山东某地有一家饭馆，叫“十里香”，专卖“水煮活驴”，生意极好。水煮活驴当然不是把整头驴放在锅里煮，不但没有那么大的锅，也没有活煮的趣味。掌柜的做法是，在地上钉四根木桩，把一头活驴四脚拴上，客人来了，一锅清水烧开，问客人想吃哪一块，要哪块割哪块，当时就煮，这边客人吃着，那边驴在叫着。谁都知道驴的叫声不好听——现在有人嫌某歌星的献艺状态不佳，就往往用驴鸣来比喻其歌声，而被凌迟的驴的叫声尤其难听。可是在正品尝驴肉的客人听来，这惨叫却无异于丝竹之音，一边听着一边吃才够味儿。为什么呢？正是一边择着鱼刺一边欣赏鱼的挣扎的同一心理作用。这一美食还有一种山西版，地方是太原的晋祠，时间是清朝的乾隆年，它的特色是先把驴灌醉，再用滚开的水把它的毛褪净，然后再用快刀零割，相比之下，这比圣人老家的吃法“文明”了一些，但最后的效果即在客人品味着驴肉的时候驴尚未死，则是一样的。

这种文化当然不能让北方专美，江南人不吃驴，爱吃鸭子，就在江南本色上动起脑筋。那方法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上面盖一块铁板，周围圈以栅栏。入选的鸭子被放在栅栏之内，开始还学着大官一摇一晃地闲庭信步，渐渐地就觉出不自在了，因为铁板之下已经点起了微火，鸭大人有些燥热，又有些干渴。但旁边就放着一碟一碗的饮料，调着姜汁的酱油，或者加了海鲜的醋之类。鸭子喝了几口，开始还以为这是对它的特别优待，后来是越喝越渴，而且脚底下已经从北方的热炕头变成广东的铁板烧了。据说，鸭子为了抗拒脚下的痛苦，就要调动全身的精华到脚下，然后一面呷着饮料一边在铁板上急剧地绕圈子，那姿态可以从电影中常常看到的吃了败仗的军长师长，或者是东窗事发的省长市长在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转圈子的表演中得到印证。不知道鸭大人喝了多少酱醋，转了多少圈子，最后的结果是它变成了一块又肥又嫩、汁浓味美的烤鸭肉。鹅鸭同类，所以此法对于爱吃鹅的人也可通用，据说那鹅在将死的时候，身体只剩下了皮骨，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到变得如扇子一般大的鹅掌上。

这种烤活鸭与糖醋活鱼相比，不足之处是品尝其肉的时候不能兼赏其挣扎婉转的声态，而是分成了两部曲。但分成上下两部，先看后吃，却极具中华传统哲理。尤其是下野政客、失意官虫，如果认真品味了烤活鸭的全过程，就非常有同病相怜的感慨。如果有人想写一部名叫“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哲学”的大著，我郑重推荐这一味名吃。

“活鱼文化”随着中原文明的南移，使一些边徼荒蛮之地也开化起来。听说西南地区有一种吃活猴脑子的发明，就可以看出我们文化“放之四海”而后的成就。那办法是把活猴子放进一只竹笼中，上面有一大两小三个窟窿，只让它的脑袋和前肢露在外面。如果我们把这些笼子一排排列在县衙门大堂的两旁，大家立刻就会悟出，这一名吃的“炊具”原来是从“站笼”变化而来的，而站笼则是封建社会各级父母官对付刁顽之民的常备用具。(站笼可不是罚站用的笼子，那是能“站”死人的！)“条条大道通罗马”，哪种有价值的发明不是从我们这里学的？且说猴子窝在站笼里，正不知犯了哪家王法，一股由温变热的水流从头上浇下，它已经烫得难受了，便用前肢去抓头顶。于是只须用半瓢沸水，猴子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头上的毛皮清理干净了。猴子头盖骨已经露出，它还在喊冤叫屈似的吱吱叫着，美食家却手持一只小锤，轻轻地甚至优雅地这么一敲，头骨已碎，猴子的脑浆像酸奶似的在里面漾着，还带着温热，于是就品尝起来。如果美食家的运气好，碰上一只坚挺的猴子，那么在吃着酸奶的同时还能欣赏猴子的嚎叫。色、香、味之外还有一个声，也算是“四美俱”吧。

这道菜对当时那些初入宦途、春风得意，但对敲扑黎民还有些手软的官场雏儿们还有些恐怖，相信他们吃上十只八只猴子之后，就会由雏儿变成“苍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