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三兄弟的不同历史结局:大哥二哥皆烈士三哥叛国外逃
张家康
湖北黄冈(现黄州市)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北宋大诗人苏轼受贬于此时,留下了诸多的壮丽诗篇,其中的豪放之作,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绝唱。八百多年后,也是在黄冈一个不起眼的大湾里,走出了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在中国革命波谰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轰轰烈烈的历史角色,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林育英和林育南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先烈。林彪则晚节沦丧,叛国外逃,成为历史的罪人。
王明妄加不实之词 林育南身后蒙冤屈
林育南生于1899年,小林育英2岁,长林彪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便和恽代英相识成为朋友。此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恽代英正在武汉组织互助社,他受恽代英的影响,是互助社的中坚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创办《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直接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当警察前来镇压时,他左冲右突才脱离险境。回到武汉后,他又和恽代英组织学生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1921年7月,他和恽代英等来到林家大湾,在这里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共存社,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
这年秋天,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便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粤汉铁路工人为摆脱贫困而斗争。他用办夜校、工人子弟学校的办法,向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灌输革命的思想。不久,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自此,工人气也壮了,胆也大了,10月11日,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根据他的意见,派代表向铁路当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要求。遭铁路当局蛮横拒绝后,粤汉铁路武长线全线罢工,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全线瘫痪。北洋军阀吴佩孚慌了,立即指令湖北军阀肖耀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以使武长路早日复工通车。
接着,林育南和施洋指导和组织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他为秘书主任。他们还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真报》,这是一份极受工人欢迎的报纸,它对于动员工人、宣传工人、组织工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一直隐蔽在湖北和敌人进行斗争。在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便离开武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主编。三年后,他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省的工人运动。1927年2月5日,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发动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群众如潮般涌向江汉关附近的英国租界,缴了巡捕的枪械,备受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中国人,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却无视血的事实,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多次找李立三谈话,希望能客观、实际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可是,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只得分头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李立三对此较为恼火,多次以组织名义召开会议,对林育南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错误已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错误泛滥,除了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外,还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希望尽早结束李立三错误路线,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次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对大会横加干预,硬性地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并突击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由苏联而来,没有把苏联的好东西学来,反而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带了回来,疯狂地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就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宗派主义的排斥和打击,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调和主义”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目睹过立三错误的危害,王明较之李立三更蛮横、更霸道,并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于是,便决定分二处召开党的会议,以唤起党内同志的觉悟,纠正王明“左”倾错误。11月17日,当他和何孟雄等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被捕是与王明的狭隘心理有关。王明早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布下网,早就知道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无动于衷。有人提出应该营救,王明却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牺牲后,王明毫无悲悯之感,继续向他们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捕后,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陈立夫费尽口舌,劝说他们改变信仰。可是,他们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出色的辩才,把陈立夫驳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便指令就地处决。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强加于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实之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等作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