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买票难是因为人多？

人口流动，甚至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当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讲，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仅仅区域间的经济社会交往就足够产生巨大的人口流动。然而，为什么会有像春运这样短时间内几十亿人次的大规模的流动，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发着人们在选择在同一个时间段流动呢？

说说春运史

春运的产生与国家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开发有很大关联。回顾历史， 春运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1954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普遍改善，还乡过节的旅客较往年增多。上世纪50年代，媒体第一次对春运进行了报道，在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对“春节客运”工作部署情况进行了报道。然而，从全国性春运统计数字可查、能作定量分析的角度，一些专家定义我国春运从1954年开始。上世纪50年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春运现象，但春运人数总量并没有出现显著性的变化。

春运人数总量出现激增的重要拐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离开自己的家乡，奔向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对人口迁移流动管理制度和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口迁移规模迅速扩大，宏观迁移流向发生逆转。从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开发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流，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迁移流。从交通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54年春运客流仅有2300万次；1984年，全国春运有五亿多人次客流；到1994年，春运客流量已经突破十亿；2006年突破20亿人次；2012年突破30十亿人次。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改革释放的巨大活力引起我国春节期间人口流动数量越来越庞大，运输人次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春运的人口流动的在时间和方向来看，春运时间一般为40天，包括节前15天和节后25天；流动方向在节前15天主要是从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上广地区流向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安徽等省，节后人口流动则从中西部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回流到北上广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次节前的人口返乡流，都会引起更大的节后人口流动。

在春运人口流动的构成结构上，主要为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差旅流四类，而这四类中，又以民工流为主要构成部分。据相关媒体报道，民工流占据了春运客流总量的30%到40%，在某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一度达到80%。相比其他三种人口流动类型，民工流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每年春运民工潮涌，春运日客流量在平时的3倍以上，春运人数年年创新高的最大增加客流，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于是,春运和农民工几乎变成了同义语。

从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看春运

春运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人口迁移基础上的短期人口流动。人口社会学认为，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永久性的改变，以居住地改变的时间进行统计为为六个月或一年以上。参照春运的流动人群，民工流、学生流与探亲流是主体，他们基本都是在一个地区长时间生活工作，时间一般大于半年，因此在春节期间的流动的人群是一种人口迁移基础上的短期人口流动。

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着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两种力量共同或单方作用导致了人口迁移。因此，我们将春运人口流动分为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原因分别进行探讨。

从迁出地来看，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机会是主要原因。有研究指出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 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 8 亿劳动力，劳动力剩余似乎还有1亿多。农村的经济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当地就业，便只能把目光转移到城市以及东部等经济相对发达其他地区。于是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挣钱以养家糊口，往返于工作地与家乡之间，而回家对远离家乡的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不仅需要挣到足够的钱，还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讲也必须有足够意义能促使他们回家一趟。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春节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意义的时间段。

从迁入地来看，迁入地区经济发展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是促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人口不断地从经济落后地区相机及发达地区迁移。工业革命后，迁入地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吸引主要是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和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生产得到巨大的发展，其中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产业得到飞速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这种需求远远超出了当地的劳动力的满足能力，这就为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这更是吸引力大量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

从社会政策看春运

户籍制度是春运这样大型人口流动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自1958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度以来，我国公民的身份就被二元划分为持“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允许“农业户口”人口进城，但难以实现落户。长期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受到的待遇是“城市只欢迎农民进城务工，不欢迎农民进城落户”。这样，进城人口在身份上也得不到认同，很难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待遇，他们遭遇的是来自城市的无情的排斥。因此回到农村是他们的必然地选择。这也就形成了“在城市工作，在农村生活”的现象。

福利往往与户籍挂钩

随着我国建设城市化的需要，国家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逐步放开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落户的限制，部分地区如重庆市甚至还试点鼓励“农民进城”，但是这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国快速的实现“人的城市化”。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大一部分缺少身份上的认同感，他们很难融入这种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生活，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在社会交往方面，居住在城市的移民的社会关系主要基于老乡、工友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并随着移民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长,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将随之减弱，而居住在城市的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近乎是“平行生活”的状态。在社区参与方面，居住在城市的“移民”既不能平等参与社区文化组织,更难以参与社区公共议题与重要决策。这样，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网络就相当的脆弱，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封闭，居住在城市的“移民”就很难融入城市生活，也难以形成城市认同。

传统文化与春运

“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家”观念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家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也是个人的重要归宿。

现代社会是一个逐步被消解的熟人社会，人们脱离家乡在另一个陌生社会生活，传统的精神家园与生活方式被现代的科层组织制度侵蚀，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家”自然而然的为来到陌生城市工作生活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归属感，成为春节催促人们回家的一种动力。另外春节凝结的祖先崇拜、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等传统观念，将人们以仪式化的形式组织起来，延续着人们的集体意识。因此，春节回家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蕴，春运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含着深厚意义的“家”的概念与春节期间朝圣般的回归； 另一方面是现代工具理性扩展对安土重迁观念的扬弃和对利益的无可阻挡的追求。它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复杂”的春运

春运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以及城市化密切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产生了“推拉”两种力量，刺激着人们从一地向另一地流动，从而需找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城市化作为“拉力”的有形的手，试图打开城乡之间的二元壁垒，放开户籍制度的束缚，但这并不能迅速的实现人口隐性甚至显性的身份的转换。

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对人们实现长期迁移至关重要。社会支持网络在“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是比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更重要的因素。人是群体性的动物，所谓“人生不能无群”，而人的群体性的核心体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迁入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变得脆弱，他们就会缺乏身份认同感，归属感便难以建立，就不可能有长期的居住。其次，市场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在一些领域部分削弱了政府对于资源的长期垄断。“在市场主导作用下，人口迁移的流向分布反映迁移人口用“足”对区域发展活力及经济增长趋势投票的结果。”人们通过市场机制寻求最优的资源，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垄断就可能逐渐被市场的不断发展而打破。因此，户籍制度的对人们长期迁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决定性的因素。

春运与表面的巨大的人口流动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家文化”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怀旧情结，是人们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各阶层的不断分化与流动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社会空间上的流动往往要通过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来实现。”当人们在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中遭遇障碍或者挫折时，就往往会产生一种回“家”寻求集体归属感与情感寄托的愿望，蕴含着浓厚“家文化”色彩的春节便直接催发了人们回家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