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蒋介石干儿子:老蒋没有架子夫人宋美龄香水好闻
青年时代的康国雄
年近八旬的康国雄一生坎坷,为“名”所累,因为他有一个敏感的头衔——“蒋介石的干儿子”。“现在知道的人少了,在‘文革’时期我可是大名鼎鼎啊!”康国雄爽朗地笑着说,“开批斗会时,会场里人山人海,窗台上都坐满人,因为大家都想见见蒋介石的干儿子到底长什么样!那样的环境里,若不是周总理的保护,我可能……”其实康国雄与蒋介石的交往非常单纯,离“干儿子”还差得远。
蒋夫人手上香水很好闻
1941年的重庆成为全国大后方,蒋介石也来到这里。蒋官邸在黄山,康国雄的家在汪山,两地相距不远。到了周末,蒋介石和宋美龄常乘车来汪山,在离康家不远的地方下车,然后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的后山坡上野餐,地上铺一块白桌布,上面放些点心。蒋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远处观望。康国雄那年十二岁,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而且天生胆大,不怕生人,口才也佳,六岁就拿到过两个县的小学演讲比赛一等奖,被老师誉为“小天才”。
童心盎然的康国雄和妹妹先是爬到树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惊动了蒋介石夫妇,夫妇俩一看是两个可爱的孩子,顿时有了兴趣,赶紧招呼他们过来。康国雄从容走上前,蒋介石很友好地问了他们的姓名、在哪里上学。康国雄一一作答,毫不扭捏。蒋介石对两个孩子很快产生了好感,还为他们兄妹夹了点心,并约定:我们下次来再找你玩。
打这以后蒋介石还真记住了这对康家小兄妹,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康家门口时都不忘叫一声:“国雄、国雄”,浓重的浙江口音格外有特点。蒋介石没有架子,很喜欢问老百姓生活方面的问题,聪颖的他居然能答得上来。一次康国雄的妹妹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手上留下了很浓、很好闻的香水味道,这让小家伙兴奋异常,到处伸出手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时间一长,康国雄摸到了规律,只要有宪兵在马路两旁站岗,准是蒋介石夫妇要来,宪兵也都认识了康国雄。不过有一次,让他在小伙伴面前伤了自尊。那天,他和几个小伙伴看到路边站着宪兵,就自信地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过来了。”
没想到宪兵都是新兵,不客气地警告他们,车子经过时不许乱叫。老熟人了受如此礼遇当然生气,康国雄又亮出胆大的本性,等车子一过,照样大喊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一看是他,就摘下帽子笑着示意,车子疾驶而过。而宪兵大怒,叫嚷着要毙了这个小男孩。
康国雄一赌气连续好几次都有意躲着蒋介石,直到蒋的侍卫官来找才露面。很快新兵撤走,换上了熟悉的老兵。
立志从军蒋介石“开后门”
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位大银行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对八路军多有资助。一开始蒋介石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一次闲聊中才恍然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儿子。彼此熟了,蒋介石还不忘鼓励这个小家伙,在他的纪念册上曾留下过:“国雄贤侄,立志有恒”的题字。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归国后,蒋介石派侍卫官送给康国雄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这支笔被保存了很多年,直至1953年不慎失落水中。
康国雄曾受邀前往蒋家做客,并因此结识了蒋纬国。印象中,蒋官邸的陈设不显豪华,只有普通的桌椅、沙发。晚宴是四菜一汤,菜的味道很淡并不好吃。那天蒋介石兴致很高,曾提议约个时间请记者给大家拍照,后因康国雄进城上学,合影没有拍成,当然也为日后少加了一条罪证。
康国雄不仅和蒋介石有过来往,和其他一些名人要员也有接触。杜月笙是旧上海
的黑帮头子,在重庆期间常去康家打牌。一次学校组织抗日募捐,康国雄毫不客气地跑去找杜月笙,可这位杜伯伯一再推脱,要等秘书回来才行。康国雄等不了,一个劲儿地催,杜月笙只得从身上摸出一张填好的支票给他,如果再开支票,说什么也要等秘书回来才办。
事后,康国雄和父亲提及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训斥道: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当然要等秘书!
在许多人眼里,攀附上蒋委员长定是飞黄腾达的台阶,可康国雄从未意识到这层关系的特殊性,惟一走的一次后门还是蒋介石主动帮忙。目睹山河破碎,年少的康国雄无心寒窗苦读,梦想着投笔从戎。1945年他毅然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正当他郁闷得无处排解时,在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意外惊喜令几个小伙伴欣喜若狂,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回忆往事,康国雄感慨良多:自己儿时不懂政治,对蒋介石并无恶感,而且也没觉得这是件风光的事,从未向同学炫耀过,不过是一段正常的交往而已,可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一道很好使的紧箍咒。
周总理第三次批示起作用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总理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总理曾叮嘱下属,章老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为人正直,遂向周总理反映。一年后,周总理的批示才传达下来,康国雄私下得到的消息是批了五点意见,大体是:对康国雄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什么严重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如发现有严重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机械学院军宣队曾一度考虑让他留在北京,但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周总理的这次指示并未得到真正执行,康国雄还是随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
在汉中期间,康国雄的命运更为不幸,经常受到批判和审查,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医生建议他回京治病,可身处困境,回北京谈何容易,康国雄不得不让妻子向章老求援。
章士钊不顾体弱多病,向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那个时候,周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但还是很快作出反应,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要许可康国雄回京治病,而有一位负责人士竟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机械学院的回答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顶着不放人。
相反,康国雄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背负了又一罪名,不堪重负的他再向章老求援。章老提笔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并附上了康国雄的三个医院证明。百忙中的周总理立即做了第三次批示。康国雄终于被解放了,他隐约感觉可能是中央领导说话了。回到北京才确认是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了他。原来,机械学院最初仍想阻拦,直到机械部明确表态:这是周总理的批示,不能顶!当地才放人。康国雄对周总理的三次保护感激不尽,老人家公务那么繁忙,竟几次三番为他的事情操心,真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同时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日高,第三次批示与前两次批示的作用大不一样。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他充分发挥善于组织、善于公关的长处,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在那里打拼了一片新天地。1997年,康国雄访问台湾,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