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身处绝境时的忏悔 因用错三人而“泣下沾襟”

　　唐玄宗像

　　身处绝境时的忏悔

　　“九五之尊”的皇帝极少有忏悔的;皇帝若忏悔，一定是处境不妙了，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五月，安禄山叛变，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身边的皇子、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陈玄礼等，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仓皇西逃。到了扶风郡，士兵们都不愿继续跟着唐玄宗逃难，甚至散布了一些不利于玄宗的流言。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皇帝的这支卫队已经失去控制。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此时成都进贡的春綵10余万匹运到扶风。玄宗见到这批春綵，立即有了主意。他命人将春綵全部陈列于大厅，然后召将士们进来，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朕近来年老糊涂，“托任失人”，导致安禄山叛乱，不得已要远避其锋。知道你们都是仓促跟随朕上路，来不及跟父母、妻儿告别，一路跋涉，极其劳苦，朕惭愧之至。西去四川的路险阻、漫长，所经郡县房屋狭小，而人马众多，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朕独与儿孙、宦官前行入川，也完全可以走到。今天与你们诀别，你们可共分这些春綵，以作为路费。若是回到家中，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朕致意。望各自珍重。

　　史书说，玄宗在讲这些话时，不禁“泣下沾襟”。

　　将士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不由得深为打动了。他们都表示要坚决地、始终跟着皇帝，决不敢有二心。

　　玄宗的这席话，是生平难得的、较为深刻的一次忏悔。他讲到了“托任失人”。至于信用了哪些不该信用的人，他没有讲。他应当知道他最不该用的三个人就是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

　　会走“夫人路线”和“宦官路线”的李林甫

　　唐玄宗在位44年，用过几名贤相，其中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这些宰相中，姚崇、宋璟尤为著名。但是，玄宗在晚年陶醉于歌舞升平，沉溺声色，怠于政事，为奸人所乘，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不该信用的人。李林甫是什么人?他是唐朝皇族，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父亲李思诲做过扬州府参军。此人“善音律”，有音乐天赋。少年得志，颇为得意;讲究穿着、排场，但不学无术，才勉强写得几个字：“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品行又不佳。他的舅父、楚国公姜皎为他活动司门郎中的官职。侍中源乾曜对李林甫评价极差，他说：“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名。他认为李林甫实在不行，向来品行坏，才能、声望又低。但是，李林甫靠了门第及舅父的关系，从千牛直长这个皇帝左右的侍卫小官，一步步迅速攀升。

　　李林甫能登上宰相的高位，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9年，固然是靠了他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尽然;他这样的人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口味，这是他长期受到宠幸的重要原因。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可唐玄宗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李林甫善解人意，听话，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顺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住长了，想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向玄宗进言：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须等到冬天农闲方可返回。大臣们离开玄宗时，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掉在后面。玄宗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上奏皇上。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到哪里去，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玄宗大悦，立即 下令驾车回长安。这事虽然发生在李林甫任宰相两年后，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工于心计，善于奉迎;他所以能登上相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这种手腕。《新唐书》说：“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便佞”者，巧言善辩、阿谀奉迎也。

　　李林甫很会走“夫人路线”和“宦官路线”，这使他对玄宗的奉承更有成效。他“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称旨，上悦之”。李林甫每次上奏，玄宗都很满意，原来他通过宦官和妃嫔，把玄宗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他见后宫最受玄宗宠爱的就是武惠妃，而且玄宗喜爱惠妃生的儿子寿王李清，超过了喜爱太子，就想走武惠妃的门路。于是通过宦官，传话给惠妃，说是愿意尽力保护寿王，实际上就是说，愿意帮助寿王取代太子。这一着果然很有效，惠妃便在暗中帮助李林甫，李很快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不久升任宰相。

　　李林甫掌了大权，先将谏官的嘴巴封住。他对谏官们说：你们不要多言多语。你们不是见到了仪仗马吗?它的食料很精细，但只要一鸣叫，就要被淘汰，悔之何及!这样就将言路堵塞，使玄宗有眼不能视，有耳不能听，很快由糊涂而昏聩。

　　在李林甫当政时代，能臣、直臣、良吏、廉吏在朝中无立足之地。而小人、奸人、贪官、酷吏得势、猖狂于一时。公卿之进，不由李林甫之门而入者，李便捏造罪名将他们一个个除去。

　　更可怕的是，李林甫从固宠保位的目的出发，向玄宗进言，从今以后，节度使要用寒族、“蕃人”;因为寒族没有后台，不会结党，“蕃人”打仗勇猛。实际是害怕有文化、有名望的大臣“出将入相”，影响和动摇他的地位。于是一批“蕃人”专任节度使，不受节制。这导致了安禄山的坐大和后来的安史之乱。

　　《资治通鉴》说：“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天宝三载(744年)，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不悦，高力士赶紧顿首请罪，说：“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高力士提醒唐玄宗不要太相信李林甫，不要将政柄都交给他，并且要注意唐王朝潜伏的危机，可是玄宗根本就不想听。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了。唐玄宗才对他有点认识。次年二月，玄宗下令削去李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衔的除名，流放边远地区;近亲属及党羽50余人贬官。不但如此，还“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

　　靠“裙带关系”、会拍马的杨国忠

　　唐玄宗用错的另一个宰相是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就是说，他的爷爷跟杨贵妃的爷爷是堂兄弟。此人不但是酒鬼，而且是赌徒。胸无点墨，行为不端，能言善辩，举动轻躁，为族人所不齿。

　　杨国忠靠“裙带关系”当上宰相，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不全面。他当宰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拍马。《新唐书》说他“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旧唐书》说：“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他通过“内线”杨贵妃，清楚地掌握了玄宗的心理变化，他的嗜欲与好恶，投其所好，故很快得到玄宗的宠信。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将选拔、任用官吏的那套制度、程序都打乱了。本来选官要经过几个有关衙门和各有关官员，整个过程要从春天到夏天才能结束。杨国忠撇开各有关衙门，让他的手下人在他的私宅密定名单。然后找几名官员，名为讨论名单，实际是走过场，一天就结束了。很多不合格的人都被选上。

　　杨国忠从担任御史到升任宰相，共兼40多个重要职务。他专管度支和吏部，负责财政和人事。他公务繁忙到这种地步，以至每件公文签一个字都忙不过来。他只得交给手下的人去办，于是手下的人便上下其手，导致贿赂公行。

　　朝中大臣对杨国忠的德性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人看得起他。杨骤登高位，朝臣们“指目嗤之”。不知是唐玄宗没有听到朝臣们对杨国忠的议论，还是他充耳不闻，反正他就是要用杨国忠。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玄宗偏认为可爱、可用。

　　后来，杨国忠在马嵬驿被士兵杀死。

　　善于贿赂、假装”痴直“的安禄山

　　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是突厥的巫婆。安禄山身材高大、肥胖。此人“忮忍多智，善亿测人情”。妒忌、残忍，且多智谋，擅长揣度人的心理活动。早年因偷盗羊，节度使张守珪要处死他，安禄山说：你不是要用人吗?为何杀我?于是保住了性命。因打仗勇敢，升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靠贿赂一路升官。他重金收买朝廷派到河北的使者，每次使者回京城，都赞誉安禄山。安禄山还将一名亲信将领安插在京城，探听朝廷的动静。又不断地向京城运送奇禽、异兽、珍宝、牛羊等，贿赂朝廷重臣。玄宗左右的人，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如何如何好，这种话听多了，玄宗便相信安禄山是个人才。加上宰相李林甫因害怕儒臣以战功升任宰相，影响自己的地位，建议玄宗专用蕃将，安禄山便得到了重用。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来又先后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

　　安禄山过度肥胖，自称肚子有300斤重。唐玄宗曾指着安禄山的腹部戏问：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安禄山答道：“更无馀物，正赤心耳!”一句话说得龙颜大悦。玄宗又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故意不拜太子，左右催促他下拜，他说：我是胡人，不懂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这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他代朕做你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愚昧，原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储君”。玄宗觉得安禄山“痴直”得可爱，不知他其实是很狡黠的。

　　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也就是说，要把朝政托付给杨国忠，把边疆的事情托付给安禄山等边将。高力士回答说：“边将拥兵太甚，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说这话时，离安禄山反叛朝廷只有一年多。唐玄宗没把高力士的话当回事。

　　天宝十四载二月，宰相韦见素对玄宗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玄宗不信。过了几天，杨国忠、韦见素向玄宗献“坐消禄山之谋”的计策：将安禄山召回京城任宰相，另派贾循等三人分任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以分安禄山之势。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是，等诏书起草好了，他又压着不发。派了一名宦官，以赏赐珍果为名，暗中去考察安禄山。这名宦官受了安禄山的大笔贿赂，回来后一个劲儿说安禄山的好话：“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玄宗信以为真。他自以为很高明，看人很准，对杨国忠等人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

　　人人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只有唐玄宗认为安禄山不会反。谁要是说安禄山要反，他就下令把此人绑送安禄山，或者直接将其杀死。

　　这时，唐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已经败坏，府兵逃亡殆尽，留下的都是军官。连皇帝的警卫部队招募的也都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其他的部队可想而知。有人说，这时的唐王朝，“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西部和北部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强将，而唐王朝的腹心地区实际上很空虚，一旦天下有事，无兵卒可派，只能临时招募。

　　安禄山所以敢于反叛朝廷，正是因为他把唐王朝的病症看得很透。他看到了唐王朝强盛、富庶的表象掩盖着的种种危机：君权下移，奸佞擅权;朝纲紊乱，吏治败坏;府兵逃散，军不成军;军备废弛，中原空虚;边将坐大，枝强干弱;百姓困苦，上下离心。不过他不知道，他的谋反是不得人心的。

　　安禄山占据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广大地区，厉兵秣马10年，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发兵15万，号称20万，反于范阳。几个月后，攻下洛阳，进逼长安。

　　唐玄宗在位后期用错了宰相、将领，他必须喝下自己酿的这杯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