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其实叫后母戊鼎

        如果说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浩瀚的历史相遇，文物一定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凝视那些来自数千年前的瑰宝，就如触发了一场往来今古的穿越之旅，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都流转于凝眸的一瞬：
        我们立于兵马俑阵前，听千年前的雷雷战声；我们细品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盛景的再现；我们端详着长信宫灯，想象它如何照亮过西汉的一夜……
        而这些国宝，是如何鉴定的，从考古现场被发掘到陈列于博物馆的橱窗，这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则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在这番故事里，有一个群体不能不提——考古和文物工作者。
        今天《夜读》要给大家介绍的，便是这样一位和文物、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文物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
        9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上一天班，他说：越做这个工作，越认为这个工作值得做。
        认识孙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较真。在他自己看来，历史的魅力恰恰来自于真实，一个东西不对就是不对，哪怕“文词上比较委婉”，也一定要保证“是非上比较明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唐县出了一批茶具，烧茶的风炉、有茶瓶、茶臼等等，其中还有个小人，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也不太受重视，登记的时候就叫“小石人”，拿到国外展览时保险底价也没多少钱。
        可是，经过孙老认真研究，考察比对各种资料，认定它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茶神陆羽像。
        这个重大的发现，让原先平平无奇的“小石人”身价大涨，再拿到国外去展览，底价是原来的几百倍。
        鉴定出全国唯一的一个陆羽像，只不过是孙老文物研究生涯中的一处闲笔。
        再来看下面这个文物，大家想必不陌生，没错，它就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青铜方鼎。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我记得我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写的是“司母戊方鼎”啊。
        对此，孙老严谨地解释说：“这个‘后’字，它是反文，就是反着写的。
看起来可以念成‘司’，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
        你想，一个普通职工，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祭祀的鼎吗？一千八百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
        孙老纠正“一字之差”的故事还不止这些，比如，这件珍贵的汉代文物曾经被叫作“金缕玉衣”，通过孙机老先生等人的考证，被更正为“金缕玉柙”（xiá），“柙”也就是贴身棺材的意思。
        这种纠正看似微小，但对做了一辈子文物研究的孙老来说，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研究文物才算没有白费劲。
        说起自己的工作，孙老这样总结：“文物研究本身就是去了解这些古文物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多少感动人的事情，多少文化成就，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增加文化自信的一个动力。我大半生所做的，就是从历史上找文化自信，去找证据。”
        很多人觉得，孙老研究了一辈子文物，家中肯定有不少文物复制品，其实不然，孙老家中最多的，是书，连原先的厨房都被改造成了书房，甚至书房的墙上还留着没拆的热水器。
        孙老看书，也写书，这些年出版过《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多本颇有影响的著作，后者还荣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浩大的著作，都是孙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书中许多器物、仕女、车马的线描图，都是孙老一幅幅亲自手绘的。
        在孙老家中，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角落，那里放着满满几抽屉的笔和笔芯，用过的没用过，皆是老人伏案的证明。
        “把道理讲清楚，有根据有证据地讲清楚”是孙老最根本的治学原则，而这个治学原则，是他从自己的考古领路人沈从文身上学来的。
        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技术工人，沈从文先生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两个人的办公室就互相在隔壁，因此而结缘。
        1951年故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展，是孙机真正决心投入文物研究的关键，孙机还记得，在那次展览上，沈先生讲解的重点是供养人的服饰。
        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得到的熏陶让孙机一生难忘，在北大历史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孙机下决心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打捞者和解读者。
        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忘记这份初心，九十多岁了，还努力地去干，听说自己的书要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他特别高兴，“把这个东西传到外国去，是给中国长脸的。”
        聊起工作的时候，孙老总是严谨而专业，但在工作之余，孙老其实是个异常可爱的老人。被问所有荣誉里哪个奖是他心中最爱，他会不好意思地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没法夸。
        被老伴“揭穿”用女儿送的碗当笔筒，他会赶紧“转移话题”说：书房介绍完毕，没什么好说的。
        被问到现在每天读书的情况，他怀念起“好汉当年勇”说：以前吃完晚饭就趴在桌子上画图，不知不觉画完几张，天就亮了，现在到了十点钟非睡觉不可。
        说完还不忘“劝君惜取少年时”，表示二三十岁的时间太宝贵了，那个时候知识吸收得快、理解得也快，悟性好、记忆力也好。
        尽管已经90多岁，但老两口依然恩恩爱爱，惹得小年轻们都羡慕不已。孙老饭后没事会给老伴讲故事，或老调编新词，来上一段京剧，把老伴乐得不行。
        生活里的孙老亲切而随和，但在某些事情上，他却是毫不客气。
        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常有人找孙老“鉴宝”，甚至开出“天价”，只要孙老陪他们出去转一圈，回来就给一百万。
        孙老严词拒绝，“一分钱我也不要。”在他眼里，“文物研究是科学，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
        年轻时，孙老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
        虽然孙老最终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作为一名考古人、文物人，他毕生其实都在叩问和解答这个问题。
        在一件件拂去尘灰、焕发光彩的文物里，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历史浩瀚文明璀璨，我们更清晰地知晓“何以中国”的某种答案。
        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