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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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六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历经从海上来到达中国杭州，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卫匡国，弄了一个号“济泰”，意在卫护、匡救明国，帮助中国康泰。
他信心满满地来到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满以为可以很快把西方福音带入这个东方大国。
但是，这个上帝的使者很不幸。
他来到北京，却遭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甲申巨变。
草莽英雄攻陷北京城。威武了两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没了。
几十天后，多尔衮的八旗军与吴三桂的前明军联手，又赶跑曾势不可挡的大顺军。
但是，卫匡国又是幸运的，曾觐见帝，参加过顺治帝的大婚，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主持的朝廷的善待。
他对多尔衮也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具有超人的谋略和精明，并以勇武和忠实著称。他的聪明才智使最有学识的中国人都钦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赢得平民百姓的爱戴。”而对其身后荣辱巨变很是同情：“阿玛王使获得了中国，由于他的贤明公正仁慈和军事才能，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对他很敬畏。这个当权者的死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鞑靼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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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传》所载济尔哈朗等给多尔衮弄的罪状，有：“昔太宗文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应该不是已有的“报功”或“渎伦”之说，而是为了高居在诸和硕亲王甚至两位辅政叔尔哈朗、多铎之上，弄出的“清初亲贵之爵秩”(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
顺治即位之初，并未立摄政王之议，摄政之名源自多铎的劝进工作奏效。蒋良骐《东华录》卷六称，顺治八年二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等联合清算多尔衮时，其中有一条：“太宗皇帝宾天时，臣等扶立皇上并无欲立摄政王之议，惟伊弟豫郡王唆使劝进。”
朝编纂的《实录》记载，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即顺治即位后的第四月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才首次冠以“摄政”之衔：“罢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定议，传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令诸王贝勒各分坐，谓诸大臣曰：‘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政，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责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于时，曾谕国家开创之初，故令尔子弟辈，暂理部务俟大勋既集。既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
崇德、顺治皇权过渡，内部矛盾并未消弭，宗室成员对小皇帝有抵触、不恭情绪者不少。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即位，到十二月十五日济尔哈朗与多尔衮首称“摄政”，可见满洲权贵内部争持未定。为了平息满洲统治集团一触即发的冲突，济尔哈朗与多尔衮终止诸王贝勒办理部院事务的旧例，将权力集中到“摄政二王”手中，代行皇权，统摄大政。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内国史院档，顺治元年四月，济尔哈朗还称“摄政和硕郑亲王”，多尔衮则称“摄政和硕睿亲王”。
济尔哈朗自知他只是皇帝的堂叔，而多尔衮为皇帝的亲叔叔，亲疏有别。他也知道多尔衮的能力远在自己之上，明清易鼎需要多尔衮这样的大才，所以他这个第一摄政王主动避让。他主动提出，群臣奏事以多尔衮领衔，而且奏事需首先报告多尔衮。
此后，多尔衮统兵入关，才有了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摄政王奉命大将军的称谓。而济尔哈朗选择了留守盛京，陪同关外的小皇帝。
多尔衮统兵进京，采取追吊崇祯、任用汉官、招抚地方、免除三饷加派等措施，基本稳定畿辅，迁都关内，顺治元年十月，济尔哈朗与多尔衮的职衔发生了明确的变化，即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多尔衮则为叔父摄政王，并赐予册宝、册文。
多尔衮原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五月“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辨而体统尊”(《清世祖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乙未)，成为皇叔父摄政王，改变了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所奏报的必须给多尔衮正名的问题：“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
但，按顺治帝的称呼，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多铎皆为皇叔父，同等称呼，并无区别。只是他们的叔王，就如同后来即位之初为了崇隆隆科多的“舅舅”殊荣，要求写进正式的官方文书。
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将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排挤出局，另择胞弟多铎晋辅政叔德，但他自知多铎对他不是顺承，而多有挖坑、拆台之举，自然要以压多铎一头，高多铎一等。
如何表示高一等，出掉“叔父”或“皇叔父”那是不可能的，在除自己亲率的正白旗外，其他七旗环伺之下，他唯有改加法为减法，厚着脸去掉“叔”字。成为也至高无上的“皇父摄政王”，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朝鲜仁祖实录》中有记载：顺治六年二月，仁祖“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也。’”
这样的去法，未必不是一种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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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满洲(女真)人有称尊长为父的习俗。《旧满洲档》及其抄本《满文老档》中，多次记载不但的子女称其为父，就是侄辈、大臣近侍，亦称其为“父贝勒”“父汗”“汗父”之类。
努尔哈赤还是建州女真贝勒时，古勒山一役失败后被豢养了三年的乌拉部贝占泰想与努尔哈赤政治联姻，主动称其为“父汗”：“我违盟约，凡四五次，获罪父汗，诚无颜面也。若以父汗亲生一女与我为妻，则我永赖父汗以生。”(《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一册《丁未年至庚戌年·与明修好及乌拉布占泰觐见》)
甚至蒙古王公如厄鲁特贝勒在誓词中，再三强调努尔哈赤待他“如子如嗣”(《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五十七册《天命八年七月·蒙古兀鲁特诸贝勒之誓言》)，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的《满文老档》直接写作：“英明汗仁爱我等，有如亲子。若背逆汗父而行，乞上苍明鉴。”
《旧满洲档》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近身侍卫及众大臣称父贝勒，乃为识别其厚爱也”。就是到了康熙、雍正朝，大臣侍卫还是经常称皇帝为主子父亲。就连康熙的叔岳父、首辅，也敬称侄女婿皇帝为主子父亲。当然，这也是皇帝所谓的君父。
多尔衮想做皇帝，也在精心谋划，但在机遇不得的情势下，想到了做皇帝的“君父”。
多尔衮明白，他不是皇帝，也需要对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有做了皇帝的父亲，就是做了天下臣民的皇父，就能彻底免除跪拜之礼(顺治四年十二月，免多尔衮跪拜之礼，那是皇帝给的特殊照顾，如过去加九锡、入朝不趋，而不是朝廷制度规定的天下共识)，与皇帝一同分享臣民的跪拜之礼。
多尔衮自然想效乃父仁爱，与小皇帝以父子相称，拉近“如子如嗣”的关系。多尔衮正式称“皇父摄政王”，是在顺治五年十一月，但根据满文档案记载，早在顺治元年十月，为多尔衮崇隆首功、建碑纪绩时，就有“摄政父王多尔衮”的明确字眼。只是汉文笔记的《清世祖实录》为了严格区分“阿玛王”的血缘关系，而在顺治元年十月初三日丁巳条记录此事时，还是写作“摄政王多尔衮”，也不按两天前即初一日，顺治帝赴南郊天坛告祭天地时祝文中满文所书的“叔父睿亲王”，也不是七天后即初十日正式加封的“叔父摄政王”。
于是，他成了皇帝与天下臣民公认的“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僣拟至尊”(《清史稿·多尔衮传》)，故强迫顺治帝下旨，承认他是皇父摄政王，俨然以“二帝”之一自居，而不是做太上皇。
多尔衮何其聪明，难道不知道太上皇只是虚荣，而未必是皇帝?
称帝后，就曾封了其父太公一顶太上皇的帽子。就是唐高祖李渊、一旦禅位做了太上皇，也只有被儿子皇帝欺辱的份。
精通权谋的多尔衮，定鼎中原独揽大权后，要的是诸王与天下臣民对他的臣服，而非象征性的尊崇。
这也与他到皇宫内院散播太宗继位不正的事情吻合，他对帝位还是有热热的欲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