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滥杀篡位者造反有理？

历史是个万花筒，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甚至得到特别的感悟。这些年来，世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津津乐道，对那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更是情有独衷。与此同时，那些与灿烂历史文化相关的帝王也变得耳熟能详了。当我们提及中国科举制度和京杭大运河时，自然会想到那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隋炀帝杨广；提及贞观之治和盛唐气象时，自然会想到唐太宗和武则天；提及明长城、紫禁城、武当山古建筑群、郑和下西洋以及《永乐大典》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明成祖朱棣，即永乐皇帝。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中先后产生过数百个帝王，绝大多数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早已被世人所淡忘。而能像上述几位这样为后世留下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帝王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笔者在读史时时常遐想：他们如此不安于现状，如此不遗余力地决意要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到底是受着一种什么力量的推动呢？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玄奥的问题，在历史学家看来，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我想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上述几位帝王有一个共同的心结：按照封建王朝的法统，他们都曾经是篡位者，他们的权力非常缺乏合法性。
阴谋与血腥的产物
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上述几位帝王是如何“篡位”的。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并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即后来臭名远扬的隋炀帝）则为晋王，他继承皇位的机会本来非常渺茫。然而野心勃勃的杨广并不安于现状，他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终于诱使隋文帝于公元600年废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隋书?高祖纪》评论道，文帝“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4年后，隋文帝卒于仁寿宫，杨广终于即位。有记载称是杨广指使心腹张衡刺杀了父亲。《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在数说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时，就指控其“弑父杀兄，夺嫡篡位”。
历史惊人地相似。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了唐朝，并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即后来如日中天的唐太宗）则为秦王。正常情况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机会同样很小。公元626年，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长兄兼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
武则天身为女流，在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社会里，更是与皇位无缘。在此之前，也有几位女子实际掌握过国家最高权力。最著名的有西汉初期的吕太后，西汉末期的王太后（著名的篡位者王莽是她的侄儿），北魏时期的胡太后等。她们没有一个敢于挑战封建法统，登上大位。武则天何尝不知道这条通往最高权力之路的异常凶险，然而她凭借自己旷古未有的胆略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一步步接近并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世世代代无数女性的梦想，因而武则天“篡位”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武则天于公元655年被立为皇后，此后开始临政。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中宗）、四子李旦（睿宗）先后即位，但武则天始终掌控大权。690年，67岁的武则天终于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朱棣“篡位”前的情况与七八百年前的隋炀帝、唐太宗非常相似。公元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并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四子朱棣（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永乐皇帝）则为燕王。由于太子朱标早逝，朱标的儿子朱允文被朱元璋确定为皇位继承人。1398年，21岁的朱允文正式即位，史称建文帝。而其四叔朱棣此时已经38岁，又远在北方，正常情况下也将与皇位无缘。朱棣当然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抓住诸王对建文帝削藩政策的不满，以入京除奸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内战，朱棣终于在1402年攻入南京，自立为皇帝，是为明成祖，并于1421年迁都北京。而建文帝从此失踪，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上述几位篡位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谓费尽了心机。他们不惜承担“谋逆”的罪名、冒着杀身灭门的危险。此间充满了阴谋与血腥，昨天还是情同手足的亲人，今天却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相比之下，隋炀帝篡位成功主要靠的是阴谋，就算他真的如后人指控的那样“弑父杀兄”，在这场权力更迭中罹难的人也只是极少数人。唐太宗比其有过之无不及。他密谋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一时血光四溅。倒在血泊中的不仅有他的亲兄弟及众多支持者，还有10个年幼的亲侄儿。武则天在攀登皇位的漫长过程中，遭到了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坚决反对。684年 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大诗人骆宾王也积极投身其中。他在《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指控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狐媚偏能惑主”、“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诗人还极富于煽动性地呼吁“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面对来自朝野的各种反对势力，铁娘子武则天痛下杀手，坚决镇压，甚至不惜任用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她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又将太子李贤废为庶人，并逼其自杀。她的孙子李重润、孙女李仙蕙也因童言无忌而被处死。
相比之下，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就更加惨烈。虽然他也打着“清君侧”的幌子，但主要还是靠武力。在长达4年拉锯式的内战中，成千上万将士战死疆场，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生灵涂炭。不仅如此，朱棣攻占南京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在首都上演了血腥的一幕。他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连同家属杀了一万多人。朱棣一度希望收买大学者方孝孺，并借此操纵士大夫阶级俯首认可他的合法性。不料方孝孺不仅不肯向他效忠，反而破口大骂其叛逆行为。疯狂的朱棣竟命人当着方孝孺的面，将其亲属、学生共873人依次剐杀，最后将方孝孺凌迟处死于聚宝门外，创下了“诛十族”的历史纪录。朱棣还嫌不够解恨，又下令把多位前朝忠臣的妻女送入军中做性奴，将其轮奸致死后，再扔到城外去喂狗。
寻找合法外衣
篡位从根本上破坏了权力继承的游戏规则（当今世界称之为政变），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就连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黎民百姓也不能接受。因此，那些侥幸篡位成功者无不处心积虑地美化自己的行为，努力证明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是合法的，借以消除潜在的信任危机、巩固意外得到的权力。隋炀帝4年前就先谋得了太子身份，他后来夺取皇位就有了相当大的合法性，也容易蒙蔽公众，所以他不用在这方面费多少心事。
唐太宗却不一样，他事前并没有获得继承皇位的合法身份，忽然策动禁军兵变，诛杀当朝太子，逼父皇退位，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仅公然践踏了历代统治者一贯倡导的“忠孝”理念，还犯了天下第一大罪谋逆之罪。唐太宗并不是政治改革家，他还要沿袭封建社会制度，并依靠封建统治理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今天，我们从史料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认为唐太宗杀兄逼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对其发动“玄武门之变”多有袒护。这当然是唐太宗及其支持者的说法，太子李建成作为失败者自然没有机会为自己申冤辩护。
武则天既为女子，又非皇家出身，她为了证明自己登上皇位的合法性，面对的困难就更多，需要另费一番功夫。武则天想要做的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她显然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最后只好从老套的君权神授入手，宣称自己才是当今唯一的真命“天子”。于是她授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她是弥勒佛转生，她取代李唐当大周皇帝不过是承受天命。其实就连农民起义领袖也深谙此道，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都是装神弄鬼的高手。武则天一生虽然做成了很多事，但这种明显欺世盗名的做法恐怕没有多少人肯相信，所以她最终还是被迫将皇位交还给了李唐王朝。武则天死后8年间，至少有两个女人以为自己能成为中国的第二位女皇，她们分别是武则天的儿媳韦后和女儿太平公主，她们都曾经短暂掌握过大唐的最高权力，皇位几乎唾手可得。在权力的巨大诱惑面前，韦后与太平公主这对姑嫂成了死敌。太平公主与侄儿李隆基联手发动了第二场“玄武门之变”，运气不佳的韦后与女儿安乐公主（第三位潜在的女皇人选）当场被杀。不久，太平公主与侄儿李隆基从昔日的盟友迅速变成死敌，这一回太平公主的运气再没有那么好、终于落了个香消玉殒。韦后与太平公主相继陨命，标志着男权主义的铁幕再次降临。武则天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
朱棣为了掩盖自己的篡位行为，以维护自己夺取的合法性，并延及子孙后代，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可以说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都源于朱棣实际上对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一直存在挥之不去的焦虑。下一节，就专门介绍其欺世盗名的种种行径。
挥之不去的焦虑
朱棣当初发动“靖难之役”，公开的矛头并未对着其侄儿建文帝，而是声称帮助皇帝除掉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因此，当朱棣带领大军终于攻入南京，其支持者们反复劝他登基的时候，他还装模作样地一再予以拒绝。不过这种政治把戏只表演了几天，朱棣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渴望，自立为大明皇帝。自此开始，与皇位继承权有关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怪事发生了。
朱棣即皇帝位后，首先宣称他不是继承建文帝之位，而是继承父皇明太祖之位。朱棣还武断地宣称建文帝与皇后及他们6岁的长子朱文奎已在战火中被烧死，并于次日下令为建文帝及其家属烧焦的“遗体”举行安葬仪式。但新皇帝不仅没有按例给这位“死去”的建文帝以谥号，反而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拒不承认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皇帝。朱棣将自己即位的1402年称为洪武35 年，极为荒唐地把早已驾崩的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把次年即1403年称为永乐元年。历史学家曾经将建文帝在位的那4年称之为“革除”时期。
朱棣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他与其追随者们发现，既有的历史记载与他们编造的许多谎言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深知，如果不对这些原始材料进行大规模销毁，并组织力量进行修改重写，那么朱棣皇权的合法性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朱棣下令恢复明太祖时期的所有法律和制度，禁止人们谈论关于这个时期发生的有关事件。与此同时，他一面命令销毁建文帝时期的档案（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档案除外），一面组织一些忠于自己的学者大肆修订篡改历史。解缙和姚广孝成了朱棣伪造篡改历史的主要助手。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叫《奉天靖难记》。朱棣的御用史学家们在这本书中指责建文帝是一个卑鄙堕落的“奸臣”，指控他废除祖父的法律和制度，通过撤消藩封来迫害各藩王是犯了背叛罪。这部书还谎称朱棣是马皇后所亲生，因此当太子朱标在1392年病故后，朱棣作为健在的最年长嫡子理应被立为太子，只因某些奸臣的竭力干预而未果。《奉天靖难记》还为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进行辩护，说他之所以很不情愿地对建文朝廷采取惩戒行动，并不是为了夺取皇位，只不过是在履行父皇《祖训录》中的训示而已。另一部书叫《天潢玉牒》，系当朝的皇家族谱，由无名氏（实为解缙）编修。他把明太祖朱元璋描述为皇族的先祖，是儒教传统的圣君。谎称朱棣是明太祖与元配马皇后所生，以证明他继承皇位是合法的。该书现存两种不同的谱系版本，说法却极不相同。一种版本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朱棣和朱?（竟然没有太子朱标），都没有在明太祖生前被封为太子，真是弥天大谎；另一种版本说马皇后生了朱标、朱棣等五个儿子。修订后的皇家谱牒后来散发给了皇族的成员，没有人敢于出面对此进行质疑。随着人们对往事的淡忘，朱棣捏造的证据似乎已经被人们接受了。
然而，心虚的朱棣对权力的合法性依然心存疑虑。朱棣当然知道自己的生母并不是马皇后，而是朱元璋的妃子翁氏。据说翁氏原来是元顺帝的妃子，元大都被明军攻破时，她已怀孕3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只好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她被明军搜出后成了朱元璋的妃子，因她在瓮中被俘获，故称为翁氏。翁氏怀孕13个月才产下一子，就是朱棣。朱元璋误以为这是自己的儿子。蒙古《黄金史纲》把这当作史料来记载，然而关于朱棣身世的传说人们似曾相识，使人觉得与秦始皇的传奇身世如出一辙，显然可信度并不高。不过朱棣“貌奇伟，美虬髯”，与朱元璋长得确实不太象。加上他勇武善战，杀人如麻，倒是与当年的蒙古人有点相似。民间之所以广为流传这一类故事，充分说明人们对朱棣权力的合法性存在疑问。
朱棣刚即位，就授意修订明太祖《实录》，对明太祖在位时的历史记录进行了大肆窜改，乘机加入许多对朱棣有利的谎言，凡是与朱棣篡位时声明的内容相冲突的一概删除。明太祖《实录》的修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418 年6月才定稿，就是流传至今的版本（读这样的历史著作真要睁大眼睛）。永乐5年，朱棣又下令编撰著名的《永乐大典》，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的历史事实。
朱棣的另一个心病是建文帝的下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朱棣虽然在即位次日已经为建文帝下了葬，但那是政治需要，他并不能肯定建文帝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当时就有民间学者这样记述“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因此民间后来广泛传说，建文帝乔装成和尚逃离了南京。当时被俘的只有建文帝的两岁次子朱文圭和皇家幸存的成员。朱棣虽然没有杀掉这个两岁的皇子，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朱文圭与家人一起被长期监禁，直到1457年他56岁时才重获自由，此时朱棣已经离世33年了。朱文圭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坐监时间最长的人了。
朱棣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几年，还是未见建文帝的踪影。“成祖（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于是派宦官郑和在下西洋时继续寻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吴晗在《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中都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那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建文帝作为罹难的弱者后来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民间出现了大量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传奇故事，更多的人则被他那具有神秘色彩的遭遇所吸引。建文帝还被描绘成仁慈而勤于政事的好皇帝。这反映了人们对永乐皇帝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位行为的否定。朱棣死后多年，竟然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来到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是失踪多年的建文帝。骗子很快被揭露并处死了。再后来，郑晓在《建文逊国记》中说建文帝主动让位给燕王朱棣，建文帝的形象被重新树立了起来。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普遍同情建文帝，并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1595年，万历皇帝不得不正式恢复建文帝的年号。到了明末，许多农民起义领袖纷纷伪称自己是建文帝的后代，敲响了大明的丧钟，篡位的朱棣及子孙后代似乎终于遭到了报应。
忧患催生的作为
笔者不是封建法统的卫道士，更无意在此谴责历史上的篡位行为。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如果有人再谴责李世民、武则天和朱棣的篡位行为，本来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笔者由此感悟：一切貌似公平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很可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错的，一旦长期实行就会变得僵化，必然走向其反面。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李世民不篡位，太子李建成合法继位，武则天不篡位，而由她的某个儿子掌握最高权力，朱棣也不篡位，而由建文帝继续掌权，我们根本不敢想象其结果会更好（别的不说，就说一点：现在的人们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紫禁城的北京吗）。
历代统治者最痛恨最惧怕的就是被篡位，他们称之为“谋逆”，认定这是人间第一大罪，并把篡位者彻底妖魔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当后人读到白居易的这两句诗时，可以窥见人们早已把王莽当成了篡位者的代名词。王莽的新朝只维持了14年（公元9-23年），就被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本人也在乱局中被杀，死时68岁。这似乎应证了“恶有恶报”的说法。不仅班固在《汉书》中竭力贬损王莽是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一些野史小说也把王莽描绘成荒淫堕落之徒。从此，不幸的王莽只好背上了“伪善”、“奸贼”等千古骂名（这大概是后来的曹操至死也不敢称帝的原因）。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西汉的灭亡归罪于王莽篡位。其实，西汉到了后期，从汉成帝（因宠幸赵飞燕而著名）当政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矛盾就日趋尖锐，人心思变。史料记载，王莽改朝换代实际上得到了全体官员的广泛支持甚至一再劝进。所谓王莽篡位实际上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人心。就连对王莽怀有偏见的班固也说：公元10-20年间，全国甚至没有一起反对王莽的阴谋。王莽新政的主要内容有：私人不得买卖土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奴婢，改为“私属”；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并管理物价征收商税；改革币制；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等。这些改革措施，尤其是“私人不得买卖土地，不得买卖奴婢”是王莽的首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甚至是超前的。他应该算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王莽还率先实践古代思想家的政治理想，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莽先后有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儿因犯法而被赐自尽。王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和动脉，借此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试图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其中一人曾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此人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塔上起飞的。不仅如此，王莽还一向清廉俭朴、心胸开阔、礼贤下士，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只是西汉末年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加上几次黄河改道造成的重大灾难，使时运不济的王莽无力回天罢了。王莽的“托古改制”虽然遭到彻底失败，但他的本来面目和历史作用终于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篡位者都深知，他们的夺权行动本是破釜沉舟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面临杀身之祸、灭族之灾，还要遗臭万年。因此，当他们在侥幸成功以后，对现有的权力就有着特别强的忧患意识，对任何可能危及自身权力的隐患保持着高度警觉，同时对政务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这种复杂的心态与那些“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完全不同。史实已经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远不如上述篡位者有作为，相反，历史上许多一度强大兴盛的王朝最后都断送在他们手中（这方面的话题需要另写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自然无法确切了解历史上那些篡位者的内心世界，但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寻觅到一些带共性的轨迹。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既有的权力，固然是一切统治者的本能，但篡位者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显然远远不止于此。他们更着眼于身后事，更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更渴望得到后人的认可。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急于施展其恢宏的政治抱负，在位仅13年，不仅完成了旷世未有的京杭大运河工程、还巡视边塞开通西域、三次御驾亲征辽东，结果事与愿违，因人民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其覆灭。唐太宗即位后，很好地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位23年，经济繁荣、民族和睦、国泰民安，堪称“千古一帝”。武则天实际执掌政权近半个世纪，是唐朝走向颠峰的重要推手，她临终前为自己留下了“无字碑”，清楚地表明她很在意后人与历史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个问题上，朱棣同样比历史上所有篡位者做得更多。1409年，朱棣在某些翰林学士的协助下，亲自撰写并发布了一篇短文《圣学心法》。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帝学》和《大学衍义》的风格，文中强调皇帝很看重大臣们无私正直的性个方式，在他死后，海外的“藏独”势力都必将因失去“达赖”这个金字招牌而日益式微，这个结果是达赖最为担心的。因此，人们也就能够理解，达赖为何要借助今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拼命一搏，做最后的挣扎。所以他才会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然而，达赖的所作所为，离一个僧人应有的本分实在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