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僰道社会生活与酒文化
秦汉时期僰道的交通开发
秦时李冰整治岷江水道，希望从水路由成都通航今宜宾。宜宾城西北“蜀王兵栏”处，岩石高峻坚硬，斧凿不易为功。李冰就采用“积薪烧岩”，使其猛烈膨胀，再浇以冷水使之骤然收缩而爆裂的方法，终于拓宽了航道并劈山修通了通僰道路，使今宜宾与蜀郡各地直接沟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加强了对今宜宾和云贵高原的开发经营，《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秦“五尺道”是由僰道通往云南曲靖的道路。
汉武帝于建元初年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修筑“南夷道”，规划开发南中，公元前135年，唐蒙随大将王恢征伐南越（今广州），在那里吃到僰道产的蒟酱，了解到蒟酱是从贵州南部直接运到广州的。回京后唐蒙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强调如果能开通此道，对于统一南中国要便利得多。汉武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带领人马开通此道。至建元中（公元前132年左右）“南夷道”便取向于“自僰道抵牂牁江”，不再从符关而入。后来，北魏郦道元把此路也称为“僰道”。在崇山峻岭中蜿延延伸的南夷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修成了。这就进一步沟通了巴蜀和滇黔的交通。使交通闭塞的僰道成为交通要道上的枢纽
汉武帝三次经略西南皆经过僰道
汉武帝曾三次经略西南，而每一次大行动都与僰道有关。
派司马相如经略西南。汉武帝委他为中郎将，“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司马相如利用四川的财货，对西南少数民族广施恩惠，收买人心，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笮，还报天才，天子大悦。”牂牁江便是贵州的北盘江，发源于六盘水市的南面，可见司马相如也是经唐蒙开拓的“南夷道”而进军的，当然要经过今宜宾了。
派张骞开拓西南。张骞出使西域走的是北方丝绸之路，他预测从四川经云南方向也可能有路直通印度，便极力劝说汉武帝派人开拓西南以通西域。汉武帝就派他去办理。张骞从成都分四路出发：“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巂，是今西昌市附近，駹、冉是今甘孜、阿坝方向，只有走僰道一路才能到达昆明。
派司马迁经略西南。司马迁在 《史记·自序》中说：“（迁）年十岁而诵读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从这一后一句我们知道这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这段话记载得很清楚，司马迁是以郎中的官衔，奉命来经略西南的，虽然未说从今宜宾出发，但已讲明是巴蜀以南，则非从僰道出发不可了。
生产力的发展为僰道酿酒奠定基础
《淮南子》：“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耒耜，是远古主要农耕工具。醠（盎），酒。宋《太平御览》引《广志》道：“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宜宾的水稻种植业有悠久的历史。建国后，宜宾先后出土了一批务农俑，身高30-90公分不等，其造型是戴园平顶帽，身穿短衣，持铲和箕等。1977年在真武山汉墓内出土了一件陶田模型，长49.8公分，宽31公分，厚3.5公分的模型内设有水田、水塘、鱼塘和渠道，反映了当时种稻、养鱼、蓄水发展的比例关系。从陶田来看当时僰道的种植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稻田内有成行的稻窝，水塘和鱼塘的堤坝高于水田，有排水缺口，是自流灌溉。水塘和鱼塘是连在一起的，养鱼和蓄水并举。蓄水池的水排到鱼塘中后，水能沿着养鱼塘冲转一圈后通过排水洞排出。排水洞的洞底和养鱼塘的底部高度相等，能将鱼塘的水全部排干，便于必要时捕捞鱼。
使人十分惊异的是这陶田显示的是东汉时的僰道已经用插秧法来种水稻。在汉代，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仍比华北黄河流域落后，东汉时这一地区大部份地方仍用“火耕水耨”的方法来种水稻，这是一种直接把种子播到稻田里的方法，而不是先育秧，然后把育好的秧子移植到稻田里。应劭在《汉书集解》中记载了这种方法：先把稻田中的草一把火烧光，然后直接把种子播到稻田里，灌水让其生长，草与稻并长后，全部割去，再一次灌水，草死，稻独长。但这种方法使草稻杂生，除草极为困难。而且还需休耕一年。用稻秧移植法来种水稻能够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使苗增多；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种植其它农作物。插秧法首先是在东汉末期的华北实行，后来才逐渐推广到长江流域。处于较为偏僻一隅的僰道实行插秧法种水稻，且综合蓄水养鱼，使用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达到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先进水平，可谓国内领先。
汉代僰道酒文化
酒普遍地进入了僰道的社会生活。珙县孝儿乡街村、沫滩乡傅家坝西汉墓和宜宾市下江北东汉墓中都出土了陶罐。陶罐是汉代人用于装水、酒和谷物的器具，在宜宾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大量的陶罐及瓶、碗、壶、樽、杯等炊具。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厨俑。宜宾县黄伞岩墓出土了陶庖厨俑。宜宾市蒲草田出土的陶厨俑，身前还放有一俎，上面放了鱼一尾和肉一块，可见当时烹制鱼肉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宜宾市山谷祠出土的陶沽酒俑，童仆装束，双手各提一个小陶罐，表现的是到市场上去沽酒的情形，这说明僰道的酒已从家酿进入了流通，此时市上有卖酒的酒坊和酒店。
酒已经进入礼的序列。长宁县七个洞东汉崖墓中的画像石雕中有一幅 “夫妻饯行图”，画面上丈夫将外出，身后有一个身背琴剑的书僮，妻子为丈夫举杯饯行。宜宾县城北弓字山东汉崖墓小石棺上有一幅高浮雕的 “厨炊宴饮图”：在挂有帷幔的屋子里，壁上挂着一条猪腿，一条鲟鱼、一只鸡；其下有一人跪坐，正操刀在俎上割一条鲟鱼，屋中央有一正燃着火焰的炉灶；屋右有二人在对饮。弓字山正当秦五尺道柏溪至横江驿道上，使者来往不绝。弓字山的画像石正是表现的在驿站里招待使者的场面。当然这类宴请规模不大，有私人宴请的性质。弓字山在金沙江边，离鲟鱼会回游终点福延不远，当时的人以体型很大的鲟鱼待客以表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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