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四次称帝机会为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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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四次拒绝部下推举称帝?

清代曾国藩不仅精通为官之道，又是清朝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治家、治军、治国、教育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的思想谋略精华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下册)以清新的文笔，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诙谐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不反

1864年7月19日，都城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告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面对太平军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作战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当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到天京城下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看出来最终的结果了。当有识之士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些不停涌动的暗流。

早在两年前，当湘军攻下安庆，曾国藩把两江总督府设在安庆后，时任江浙巡抚的左宗棠就派人送过一封密信给曾国藩。既然是密信，那么左宗棠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左宗棠跟曾国藩闹了一辈子的别扭。左宗棠自负聪明绝顶，向来也被天下人视为奇士，像、陶澍等名臣向以“国士”视之，晚清后来更是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说。可左宗棠考试运不好，他觉得曾国藩比自己笨得多，却在科举中屡屡高中，而自己连考个举人都很勉强，不由不叹命运的不公，所以多少有些“既生瑜、何生亮”之感。因为左宗棠的这种心理，所以他总是跟曾国藩过不去，而曾国藩口才不如他，吵起架来总是要落下风，所以曾国藩对左宗棠也每以克星视之。

现在这个克星居然派人送了一封密信给自己。左宗棠请胡林翼转交给曾国藩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尤其是下联这句“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一见，可谓触目惊心。因为问鼎就是问鼎中原、问鼎天下的意思。左宗棠的意思很明白———怎么样，老大，已明，眼见太平军撑不了多久了，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借扑灭太平军之势，趋势反了满清，夺了天下!别看我老左平常喜欢跟你较劲，但你要反，我还是会唯你马首是瞻，还是把你当大哥!

据说曾国藩看完密信后，面色沉重，沉吟半晌不语。后来过了很久，才拿起笔来在这八个大字上改了一个字，然后交还胡林翼，胡林翼又转给了左宗棠。据说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回复后，冷笑一声，什么也没说，把这封只改了一个字的密信放火上烧了。

那么，曾国藩到底改了哪一个字呢?是那个“似”字，他把“似”字改成了“未”字，于是这句话就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意思也很明确：兄弟，我不当老大很多年!不要迷恋哥，哥也只是个传说!这种造反的事儿，我是坚决不做的!

而且，胡林翼在转还这封信的时候，还附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叫：“一似一未，我何词费!”说明他和左宗棠一样，也想劝曾国藩造反，可见了曾国藩改字表明不反的心迹后，也颓然无话可说。

但即使无话可说，胡林翼还不死心，他后来专门写了封密信给曾国藩，信中只有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意思是说，就算不取天下，至少我们湘军可以独占东南，划江而治，只要你曾公有意，湘军上下，莫不舍生相从!可曾国藩还是不为所动。

此后不久，曾国藩手下水师主帅，也是晚清政坛最忠诚、最廉洁自律的奇男子、大丈夫彭玉麟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只把胡林翼的话改了两个字，可见左、胡、彭之间都是有默契的，那还是让曾国藩造反。因为趋势很明朗，胡、彭的意思是打下天京之后，就算不趁势打过去、打到去，依我们的实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清廷拿我们也是没办法的。

曾国藩接到彭玉麟的劝反信时，正在自己的帅船上，据当时在身边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回忆说，曾国藩当时看完信后，连连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把信揉吧揉吧，一张口，塞嘴里嚼烂掉，当时就把这封劝反信吞下去了。不久，又有一位天下闻名的大名士来湘军大营拜会曾国藩，此人是后来写了《湘军志》的王闿运。王闿运学问很大，辛亥革命后曾经做过清史馆的馆长。但他自己自诩最擅长的学问是帝王之学，就是教别人如何称王称霸。

他跑到曾国藩这里来，两个人关起门来大谈王霸之道。曾国藩默然不语，王闿运口若悬河。王闿运颇有纵横家的风范，讲到动情处，仿佛风云际会，要为曾国藩造反称帝指一条明路。王闿运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曾国藩一语不发，只是皱着眉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讲了一阵，下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听了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一个人就出去了。

王闿运这才发现曾国藩蘸着茶水在几案上写的字竟然全是：“妄!”

王闿运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只好飘然而去。所以他后来写《湘军志》的时候，从情绪上对曾国藩还是非常有抵触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造反劝谏就不是个体行为了，而是一场群体行为。

据说就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湘军警惕起来，江北各处和八旗都有紧张布防的迹象。而清政府更是第一时间派了钦差大臣来，名为犒赏，实为暗查。另一方面，攻下天京的湘军将领曾国荃，虽然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也因为纵兵劫掠并放跑了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受到朝廷的点名批评，另外户部还要审计湘军的账目。这一下湘军内部群情汹汹，尤其是曾国荃部就起了拥立曾国藩效仿当年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心。

传说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这四位顶尖的人物，在南京的玄武湖曾经有过一场密谋，被称为玄武湖会议。之后曾国荃率三十多位湘军的高级将领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弟弟和手下这批将领的意图心知肚明，便推辞不见。大家见曾大帅不肯出来相见，更是群情激动，反复让人进内府去请。但不管怎么请，曾国藩也坚决不出来见大家。

后来僵持了半天之后，曾国藩让人送了一副对联出来。据说所有人看到这副对联之后，有的感慨，有的摇头，有的叹息，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最后曾国荃说了一句话：“大家什么也不要再讲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老九一人担当好了。”如此一说，众人才纷纷散去。

那么，曾国藩到底写了一幅什么的对联，居然可以让要拥立他造反的这些将领们心甘情愿地散去?

这副对联很有名。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

一般人都以为这幅名联出自曾国藩之手，事实上这副对联只是一个集联，上联是苏东坡诗中的一句话，下联是王安石诗中的一句话，曾国藩各取其一，放在一起，居然妙对天成!

那么这两联到底是说的什么呢?竟然能让一场群情汹汹的谋反消弭于无形!

下联“流水高山心自知”还比较容易理解，关键是上联这句“倚天照海花无数”。“倚天”是站在绝高之处。能背倚长天，可见其高，一个人站在绝高之处，面对的却是容纳百川的大海，这时候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阳光照在大海上，可谓气象万千。虽然气象万千，因为观海之人有倚天之高，所以再奇诡、再惊人、再诱惑的景象，也不能动摇其志、动摇其心，所以下联有曰“心自知”，而这种自知之心实在有“高山流水”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窥见的。

曾国藩这副对联依然说的是自己决不造反的决心，并把不造反的理由也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我自有心中的坚持，自有人生的境界，那些如“花无数”一般的绚丽景象对我是没有诱惑力的。

信仰

如此说来，我们不由要问——曾国藩心中的坚持与境界到底是什么呢?

我所理解的答案，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信仰!

曾国藩当年以一介书生领军，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里说过，他是为“我、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讨粤匪檄》)的理由而出兵的。也就是为了拯救传统儒家文化，而非拯救那个腐朽的满清朝廷而出兵的。

当然曾国藩身上确实充满古代儒生愚忠、愚孝的伦理思想，他不反清廷也确实有这种愚忠、愚孝的思想在起作用。但从更大的背景上看，他这种愚忠的最终指向不是指向封建君王，而是指向对儒家文化的忠诚，对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忠诚。

所以他克己修身，一生把不断自省与学习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他之所以在为官为政、带兵打仗的同时，还写下无数家书、无数家训名篇名句，是因为在儒家文化那里，“齐家”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在他这样标准的儒生看来，要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士大夫”，要想成为民族文化的脊梁，不仅要做好自己，更要带好整个家族。

因为所谓“国家”，在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国是同构的，所以唯有“齐家”才能“治国”，家尚不齐，国又焉治?所以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还挤出大量心血来完善家庭教育，又把这种家庭教育智慧引申到社会教育层面，他是要用这种智慧不仅来齐家，更要来救国。所以他在生前就刊行了他的《曾国藩家书》，所以他的家训不仅教育了家人，还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其为“教育家”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他的家训可以被称为“千古第一家训”的原因所在。

这种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坚守在曾国藩那里最终转换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也就是反与不反的选择——是做英雄?还是做圣贤?

曾国藩的答案很明确——倚天照海花无数，霸业雄图非所求。流水高山心自知，圣贤事业方不朽!所以他根本不会选择做英雄，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早已选择了做圣贤。

核心提示：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