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诸葛亮的性格特点

虽然《三国演义》对于推动三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由于受民间文化和戏剧的影响，使得某些三国英雄的形象渐渐脱离其历史本质，简直令人扼腕叹息，尤其是对于诸葛亮这个重要人物，《演义》太过强调其神机妙算，诸如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更多的是子虚乌有，都并非出于诸葛之谋，而在正史当中，诸葛亮的智慧和计谋极少表现，鲁迅也曾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经脱离其历史性，接近于“妖”了，严重忽视了诸葛亮其他更优秀的才能和品质，比如诸葛亮政治家的身份、其治蜀思想，还有其战略家的形象，正史中的诸葛亮政治方面首倡依法治蜀、兴修水利、设置堰官、开发南中，军事上实施五次北伐，外交上联吴抗魏，人格方面也毫无瑕疵，自身虽然不擅长于奇谋，但也能多次取得成效，战略和战术方面是当世的一流。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根据《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还是《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记载，几乎都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完美的忠臣贤相。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将神话诸葛亮之弊病归咎于罗贯中先生，但如果纵观《三国》的演化史的话，就会发现罗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刻意避免了诸葛亮的“妖化”，因为相比于其前身《三国志平话》，罗贯中已经做了大量的修改，在《平话》中的诸葛亮不仅达天地之机、预知未来，而且还擅使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等法术。

究其原因，其实与民间戏剧文化不无关系，市井百姓们接受文化程度较低，不知何谓治军，何谓政治外交，他们只会按照既有的价值观去描绘人物，例如谋略只有火计和埋伏，打仗只靠个人武力和单挑，偏好于憎恶分明，极力宣扬那些符合儒家思想的正面人物，直至走向造神之路，而对于反面人物，那则是极尽之能事进行诋毁贬低。使得诸葛亮在《演义》中的形象更像是一个神棍。从一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像苏轼及其许多文人一样的士人都是蜀汉的拥趸，蜀汉的人物尤其是诸葛亮深受大众的欢迎。百年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问世，使蜀汉的正统性被哲学家和学者们接受；我们也注意到，正因偏安的南宋在中原落人敌手时试图维持帝国正统，蜀国才被给予了自然的同情，诸葛亮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民间追捧对象。

此后，这种观点成为了主流，即使是在明代重新统一全国之时也并未改变，其也反映在剧作及小说《三国演义》中。而这种观点在上层中的发展，要远远慢于在说书人及普罗大众中的传播，后者较早地建立了对诸葛亮及其同僚的偏爱，如果考虑到公众故事的特性，这种偏见的出现就不足以令人惊奇了，《世说新语》及其他故事集是为上层人士制作，其中很少提及低级的人员，也同样说明不是迎合他们的。文字游戏的基础是对书面文字的分析，娱的是有文化的人士，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就是无法理解的，那些关于智力和巧辩或者是关乎道德和礼仪的故事显然不能获得长期欢愉。他们最想要看到的是突出的人物性格、英雄主义、精彩曲折的情节以及牛鬼蛇神，故对诸葛亮的神化也是在情理之中。

当然，诸葛亮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智慧的人物之一，也主要是得益于民间戏剧和《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在正史中的诸葛亮在智慧方面体现得并不突出，就以刘琦求助于诸葛亮一事来说，诸葛亮拿公子重耳的故事作比，重年离开了他父亲的朝延但后来返同川成为周朝的一方霸主，诸亮鼓励刘琦在襄阳之外寻求任命，后来黄祖被杀，所以刘琦请求代替他在江夏的位子；他的计划被批准，并离开了襄阳，但我们并不能说他的建议对于刘琦来说有很大价值。刘琦的新职位显然是危险的，他的出走也给对手腾出了场地，特别是夫人的弟弟黎瑁和他的侄子张允。因刘表命不久矣，刘琦从南方返回了襄阳，试图在他临终时服侍左右，但蔡瑁和张允唯恐刘表会再次中意于他，于是他们以刘琦擅离职守为由，将他拒之门外，刘琦也因此被迫离开。八月，刘表去世，刘琮获得了继承权，他给刘琦送去诸侯的印绶作为补偿，但刘琦却愤而将印掷于地。

此外，还有一事发生在诸葛亮求救于孙权之时，孙权在此会见了鲁肃和诸葛亮，他的行动已暗示出他对事态非常关心，而诸葛亮最初的外交表现不佳，他强调了刘备宣称的宗室正统，己方的作战能力以及广泛的声誉。可以预见，孙权对这样一种他应该很乐意为如此完美的人物提供支持的暗示表示了愤怒：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孙权性情刚烈，发起怒来容易失去理智，重臣张昭就因为在面对辽渊一事上建议与孙权相左，孙权甚至激动地将刀扔在张昭面前，还有在公孙在杀了东吴的使者后，甚至不顾万里要发兵攻打辽东，从这两件事上就能看出，孙权并不是一个适合被激怒的对象，但诸葛亮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换了陈述方式，称刘备和刘琦率的两万人只是足以自卫。而虽然曹操部下众多，但他自己的军队已经斗和行军中劳顿，并且没有在水上和沼泽中作战的经验，来自荆州士们也并不会为他的事业尽忠。诸葛亮引用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这一著名的例子，指出此时是孙权罕见的机会：如果孙权能够派出援军，他们就可以联手把曹操赶走，且与之保持长期的平衡。

一.辨析诸葛亮的军事形象以及北伐一事

1.战略规划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战争方面未尝败绩，可谓是军神一般的人物。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在军事方面奇谋百出、神鬼莫测，诸如博望坡败夏侯、火烧新野、智取南郑、汉中之战、南征孟获、六出祁山等战役，战事方面几无败绩。但在正史中，诸葛亮所参与的战事其实远没有《演义》中那么丰富，令人所称道的计谋也是寥寥无几，他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军事战略家，而不是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并一直为《隆中对》里面的构想而付诸行动，直到关羽身死，才真正打乱了诸葛亮的战略计划，这次大败不仅完全丧失了荆州之地，而且也很快就动摇了刘备在汉中东部的势力。虽然关羽曾多次请求在房陵的刘封和孟达支援，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如果派兵支援的话，将无法保证自己地区的安全。关羽败后，他们都感到了压力，也爆发了争吵，而申氏已叛降曹操。次年，孟达也投靠于曹操，带领一支军队返回新城郡任太守，新城郡理论上是由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一而成的，郡治房陵，拱卫着汉水之边，而汉中东部的丧失也宣告着诸葛亮以向“宛、洛”钳形攻势再无可能。在随后的224至234年间，诸葛亮完成了一系列对南方的战争，在形式上降服了今天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当地的领袖被赐以玺印及其他标识，正式从属于蜀汉，很大一部分部落民都已在蜀汉的控制下。

在西方和北方，诸葛亮也发动了五次北伐试图突破秦岭防线，或沿汉水南下荆州，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当辉煌。同时代东吴张俨曾对诸葛亮作出评价:

[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2.战争表现

《演义》中诸葛亮首次参与战争是博望坡击败夏侯惇，而正史中远比这个时间晚得多，直到刘备入蜀，诸葛亮才首次领军

[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

在此之前一直都是负责后勤工作，如萧何故事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需要辨析的一点是，在古代战争中，后勤工作远比出谋划策重要，其难度也是不可比拟的，因此刘备才将入蜀的首功归于诸葛亮。在刘备入蜀以后，诸葛亮便极少直接参与战事，更多地是负责后勤工作，一直到北伐时期，诸葛亮才真正地能率领全军作战，发挥出自己的军事才能。

对于北伐，《演义》与正史的差异巨大，基本上可以分开作为两件事，《演义》中诸葛亮北伐是六出祁山，实际上仅有两次，而且地理错误漏洞百出，虽然每次都能取得大胜，但击败魏军的手段无非也就是靠着伏兵和诱敌之计，读多了自然容易感到乏味，这不仅消磨了世人对于北伐的兴趣，而且也降低了北伐所背负的政治意义，《演义》中诸葛亮北伐目的是为了报答先主刘备知遇之恩，况且自身才能的确远超同一时期的曹真、司马懿，因此使得《演义》中的北伐更像是一次替天行道和匡扶正义的行为，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诸葛亮在《前出师表》所说的报答先主刘备是属于政治口号，而并非是推动北伐的潜在动力，我们先当且不论《后出表》是否为葛公所作，只是其中的内容非常符合蜀国的困境，蜀国毕竟才只占据一州之地，魏国一旦恢复生产起来，实力和人口增长皆数倍于蜀，倘若选择偏安，不仅会使得魏蜀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会造成蜀国内部的动荡

[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蜀汉自建国以来，在决定蜀汉政事决策的尚书台中，基本上都是荆州人，不过也有例外，也就是益州人马忠和雍州人姜维，但马忠待在尚书台的时间太短，姜维是继承诸葛亮遗志的人选，应该可以看作是荆州派的延续，因为刘备和诸葛亮清楚，政权一旦放任给益州本土，蜀汉就会变得和东吴一样，形成能共享皇权的门阀势力，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北伐大业，不思进取，再次让蜀国回归到刘璋统治时代。简单来说，按照地域籍贯划分派系，蜀汉是荆州派一家独大，可以总结为荆州派是执政派，其余益州、凉州派统统都是参政派。因此蜀汉有条件也有需求去进行北伐，也变相等同于扰乱魏国的发展，为蜀国争取一些时间，通过北伐能让蜀汉在威慑魏国的同时，还能训练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队，使得魏国不敢轻举妄动。

3.《演义》中的北伐和真实的北伐所赋予的形象

对于正史中的北伐，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诸葛亮北伐的最终目的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意在攻占洛阳，消灭曹魏，但要想直接威胁到洛阳，必须要先解决雍、凉二州，防止腹背受敌，生变于肘腋之间，起初，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是刘备据有荆、益，外交与孙权交好，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命令荆州方面出兵攻打宛以及洛，刘备则能率军出秦岭威胁长安，形成“钳形”攻势，但这一构想也随着关羽之死，荆州之地不复所有而宣告破灭，因此，在实际的五次北伐中，诸葛亮的目标皆为全据雍、凉之地。

从地理上来说，诸葛亮所在的汉中和关中平原中间横着一条巨大的山脉，也就是秦岭，秦岭在古代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地理障碍，它中间只有几条大的古道，共有五条，位于最东部的为子午谷，当时魏延就提出，离长安最近，从东往西第二条道为傥骆道，险峻程度雨子午谷相差无几；从东往西第三条为褒斜道，又名金牛关，北边为斜谷，南边为褒口，先秦时期就在此地沿途设置了许多栈道，是一条较为成熟的主干道，从东往西第四条为陈仓故道，北边为陈仓，也就是如今的宝鸡，南边有一关卡名叫大散关，自古为关中四大关之一，当年韩信就是在这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一条就是祁山道，位于秦岭的西边，完全绕过整个关中。而在实际情况中，蜀军从未走过子午谷和傥骆道，诸葛亮考虑到其地势过于狭窄险峻，需要背负极大的军事风险，即使魏延曾多次向诸葛亮提出奇袭子午谷的计策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略记载更为详细：

[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

简单来说，子午谷是在所有北伐路线中离长安最近的一条，魏延此举一旦成功，那么就能迅速占据长安，然后再与诸葛亮主力部队会师一处，切断曹魏在关中的援军，雍、凉二州将尽纳于蜀国版图之中，而诸葛亮之所以没有采纳魏延的意见，也是基于“未虑胜先虑败”的考量中，魏延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就很低，前提是夏侯楙必弃城而去，[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夏侯楙一旦选择坚守，魏延仅凭五千人的队伍在短时间内难以攻占坚城长安，子午谷地势狭窄，不便于撤退，魏军增援一旦及时赶到，魏延便会有被覆灭的危险，蜀国国力薄弱，全军也就十万人，除去运粮部队，可供作战的部队人数最多五万人，倘若魏延率领的一万人失利被歼灭，此后蜀汉北伐可能将会被长期搁置，这对于诸葛亮而言自然是绝不能接受。当然诸葛亮不选择子午谷，自然也不会选择地势同样险要且偏离长安的傥骆道，因此可供选择的路线只剩下祁山道、陈仓故道以及褒斜道，其中最为稳妥的路线是出祁山，首先祁山离曹魏中心最远，长期处于与长安相对隔离的状态，其次祁山还具有地理优势，不仅可利用较高的山势可俯视关中，对长安造成威胁，切断关中和陇右的联系，而且还可以利用汉水的水势，一旦局势不利，蜀军可顺流而下直接返回汉中，可谓攻防皆备，因此在五次北伐中，诸葛亮第三次和第四次都走了祁山，而且都取得了胜利；对于陈仓故道，诸葛亮只在第二次北伐时走了此道，所取得的战果非常有限，但此次出兵更多的是为了东吴的攻势，所带领的蜀国也不过“数万”，这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书信中就可略一般

[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关于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都走了此路线，从斜谷出郿，可以直接威胁长安，是蜀汉最为激进也收益最高的路线，一旦取得战果，便可据有长安，进而蚕食雍凉，则汉室可兴，第一次是诸葛亮分兵派赵云、邓芝在斜谷作为疑兵，成功地牵制住了曹真主力

[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

自己则身率大军攻打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背叛魏国响应诸葛亮，一时关中震动，只要可以阻挡住曹魏援军，那么首次北伐就能蚕食掉雍、凉二州，此后长安便彻底暴露在蜀国攻势中，诸葛亮进可攻退可守，也就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性，但此时诸葛亮犯了一个错误，便是在派遣把守街亭的人选的方面上选择了马谡，街亭乃魏军西边增援的必经之路，其战略意义重大，诸葛亮万万没想到，由于马谡的轻敌，迅速地让整个局面逆转，街亭一丢，魏国便可以不断地向凉州方向派兵增援，而此时诸葛亮则已是孤军深入，再加上曹真主力部队已经击败了在斜谷的赵云，再待在凉州恐有被包抄的风险，诸葛亮只能在魏国主力赶来之前立即回撤，否则，很有可能无路可归，于是第一次北伐所取得的战果皆拱手相让，此事对于诸葛亮的打击极大，一来此次北伐准备多年，眼看就要实现自己所盼望的目标时却因为一个失误而葬送全局，二来则是为了正法处死了马谡，首先在史料中记载，诸葛亮和马良情同兄弟，个人关系极好，马良也常称呼亮为尊兄，裴松之在引注的时候，还特别解释了一句:

[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

因此也不难理解，在马良死后，诸葛亮将其弟马谡视为己出，因而杀马谡实在是对诸葛亮精神上的一次重大打击。

纵观五次北伐，诸葛亮对于战术、战略的谋划能力相当出色，只是在奇谋方面略有不足而已，首先诸葛亮擅长于运用大面积迂回包抄的钳形攻势，同时也擅长于破解，比如发生第四次北伐的卤城之战，魏蜀主力部队正面交锋，诸葛亮成功破解司马懿与张郃的南北钳形攻势，在《晋书宣帝纪》中有详细记载

[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

诸葛亮很清楚，魏军进军到祁山堡，与祁山堡守将贾嗣、魏平汇合，而诸葛亮屯卤城，断西汉水，南北御敌。并大破之。诸葛亮虽不擅于奇谋，但是声东击西运用得极为成熟，第一次北伐就成功迷惑住了曹真，第二次发生在公元229年，曹真问询诸葛亮围陈仓，于是发兵去救，但诸葛亮在围陈仓的同时，另派陈式从汉中出兵武都、阴平，在曹真援军即将到来之际，诸葛亮立刻从陈仓道转到祁山道，并在建威此地牢牢阻挡住郭淮，使得陈式得以趁势夺取的武都、阴平。总而言之，在刘备死后，诸葛亮治蜀十二年，五次北伐而所取得战果是相当显赫的，平定南中，斩夷王高定；北伐成功夺取武都、阴平，大破司马懿，斩敌将王双、张郃，使得曹魏雍、凉二州偏废，统治力大大减弱，而同时蜀汉土地人口扩张近一倍，开疆拓土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可以说，真实的诸葛亮虽然不似《演义》中那种神鬼莫测、料事如神的军事天才，从陈寿和袁子的评价中就可见一般

[亮，持本者也，其於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

但也是当时一流的战略家和战术家。

二.忠义形象的区别

虽然《演义》中的诸葛亮和正史上的诸葛亮都堪称为千古忠臣的典范，但其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不小差异。一方面在《演义》中的诸葛亮凭借着其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每次北伐都能大败曹魏，几乎形成了碾压之势，但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上方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彻底击溃了诸葛亮的内心，无可奈何对天长叹道:“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然后再加上在军中久劳成疾，续命未果后与世长辞，带给世人无尽愤懑和惋惜，而不同的是，在正史中的诸葛亮，其实五次北伐中皆棋逢对手，曹真、司马懿并非是如演义中所描述的泛泛之辈，虽然不曾大败，但所取得的大胜也屈指可数，有时候所取得的战果也会因为一个战略上的失误而葬送，

光复大汉基业实属遥遥无期，这两者给人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小说的诸葛亮是屡屡大败曹魏，北伐未成是一次意外，而正史中的诸葛亮，则是一个为北伐事业投入毕生精力而未成的悲剧英雄，诸葛亮知道若不拿下雍凉二州，蜀汉以一州之地去抗衡曹魏根本毫无胜算，但雍凉之于蜀汉就有如合肥之于东吴一般，始终不得遂愿，诸葛亮可能知道自身时日不多了，于是发动最后一次北伐，单是此次北伐的路线也能看出诸葛亮此时的心境，公元234年，诸葛亮倾尽全国主力，率蜀军十万，并选择离长安最近的褒斜道而出，虽然路线与首次北伐一样，但其性质则完全不同，首次北伐主要是作为疑兵，牵制住曹真主力，而此次则是直接率所有主力部队尽出褒斜道，旨在与曹魏之间寻求一场决战，此战若胜则长驱直入，大概率能攻占长安，雍、凉将归蜀汉所有，蜀汉将能续命数十年，而且此战几乎不可能会失败，因为此次曹魏统帅是司马懿，在上一次的北伐交手之中，诸葛亮大破司马懿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况且就在诸葛亮攻占了武都郡之后，于233年在渭水谷地建立起了据点，大大缓解了运粮问题。诸葛亮在因为《三国演义》对其过度神化，使得其忠义分量有所减轻，正史中的诸葛亮是靠着一平凡之躯，履行对先主的承诺，苦苦支撑这个本身就难以成功的蜀汉，即使希望之光黯淡，诸葛亮也要用生命化作最后的焰火，继续照亮这片土地，就如武侯遗言中的那句: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君子一诺至死方休，虽然生前并未完成北伐大业，但也要竭尽心力，为光复大汉再增添一点希望。

三.辨析诸葛亮出身形象的区别

关于诸葛亮的出身，《三国演义》并未有任何详细的说明，并由此营造出了一个“父母早亡，天赋奇才”的不出世的形象，但窥探正史的有关史料，就会发现诸葛亮出身并不简单，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曾有记载：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当时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玄担任豫章太守，且与刘表的私人关系极好，在《献帝春秋》中还曾记载到:

[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刘表推荐诸葛玄担任豫章太守一事与汉朝派朱皓上任豫章太守产生了冲突，因此发兵报复诸葛玄，最后诸葛玄身死，再根据后来诸葛瑾的自述，《献帝春秋》这一事极有可能真实发生

[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权闻之怆然]

而且诸葛亮也并非如《演义》中的布衣形象，据正史记载，诸葛亮与刘表关系匪浅，刘表为诸葛亮妻子的姨夫，而叔叔就是蔡瑁，也就是荆州最大的两股势力都和诸葛亮有着很深的渊源，凭借这层关系，诸葛亮想要进入荆州核心势力自然是轻而易举。

四.辨析诸葛亮被《演义》所掩盖的政治家形象

1.依法治蜀

刘璋父子两代在治理蜀地时法律废弛，蜀人失去了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之心，蜀地地方的地主豪强也乘机侵夺百姓，使得社会混乱不堪。于是在刘备据有益州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等人共同创建了《蜀科》。随后，诸葛亮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得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但这也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当地势力的反对和非议，其中法正就是其代表这一，原本法正为了报复旧日与他有隙而触犯了许多法律，而他私人关系和刘备很好，故诸葛亮也不能制止，因此法正也就是诸葛亮推行“依法治蜀”的最大障碍之一。果然，法正举“约法三章”为事例来奉劝诸葛亮应该“缓刑弛禁”，但诸葛亮也是立即进行驳斥，认为治理蜀地不应和刘邦治理秦地而同日而语，在刘璋父子治理时期，益州法律就已经废弛多年，如果现在不及时整肃，蜀地恐将安稳。后来在《云南志》中曾有记载:

[永昌城，古哀牢地……有诸葛武侯城，城有神庙，土俗咸生敬畏，祷祝不阙，骑马遥望庙皆下马趋走]

这足可见诸葛亮在蜀地所建立起的威信。

2.国内发展

诸葛亮虽连年征伐，一直在保持着北伐攻势，始终不给曹魏在陇右得以喘息的机会，但其国力却并未得到有任何的衰弱，究其原因，这与诸葛亮积极整顿蜀国国内事务脱离不了关系，裴松之在引诸葛亮传的注时说：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并大力发展蜀锦、蜀盐产业，这与同一时期的曹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晋书中也可窥探一二:

[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

五.为人以及人际关系

《三国演义》在描绘诸葛亮为人的时候，仅仅围绕了“忠”这个点，而忽视其他的品质甚至还起到了对诸葛亮形象起到了诋毁作用。

诸葛亮不仅从未说过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而且还相当倚重魏延，而且在知晓魏延与杨仪不和之后，还会经常派费祎去调节矛盾。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经多次利用兄弟感情来坑骗诸葛瑾，二人虽为兄弟，但实则形同仇敌，但在实际的历史中，二人的书信往来却极其频繁，甚至诸葛亮在信中常透露军事机密，诸葛瑾还因为诸葛亮早期无子，特意过继了一个儿子，足见其手足情深。

在《演义》中刘备对待诸葛亮可谓是贤亮尽亮、言听计从，从而给世人塑造了诸葛亮和刘备亦师亦友的形象，但在历史上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却要远比《演义》中复杂得多，首先，刘备并非对诸葛亮的话言听计从，时益州从事张裕因刘备无须，在公开场合讥讽刘备，虽然诸葛亮百般劝阻，但刘备盛怒不过仍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除”的理由杀了张裕，还有在关于伐吴一事上，《三国志》中曾记载诸葛亮闻讯刘备大败之后的反应:

[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由此可见，诸葛亮对于伐吴一事也是持反对态度，但他和群臣们并未劝住刘备出兵。历史上的刘备和诸葛亮就是属于正常的君臣关系，而并非《演义》中就如学生对待先生一样的关系。

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时因为李严谎报军情，而不得不撤退回成都，极大地延误了战机，因此将李严罢黜，不过诸葛亮依然将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并且给予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会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导李丰，希望他能明辨是非，积极进取，正确看待他父亲的问题，此外诸葛亮也给了他父亲一个机会

[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

只要李严能够真心悔过，自己以后仍然会重新启用他为官。诸葛亮对待坑害自己的政敌尚且能如此的慷慨，那对于那些有过违法的百姓更是给予机会，通过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来进行论处。诸葛亮如此宽容的心胸以及平易近人真可谓世所罕见，后来李严听闻诸葛亮死讯，认为诸葛亮一死，往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启用自己了，最后竟忧愤发病而死

[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另外，诸葛亮在对待人才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宽容，但凡有才能，都会委以重任，例如提拔出身低微的张嶷, 从一名小吏直接提拔为越嶲太守，最后成为蜀汉后期重要将领，又比如目不识丁的王平,史书上记载他:

[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

但诸葛亮还是看重了他的军事才能，因此也委以重任。

结论:无论是《演义》还是正史中的诸葛亮其本质始终是“忠”，但《演义》在宣扬这种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罗贯中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以及百姓对于世事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作为《三国演义》对于历史人物戏剧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它对作为历史小说的可读性、可接受性的提升，同时因为作者时代的局限性，也会带来很多违和感，尤其是对诸葛亮的神化，导致掩盖了诸葛亮其他更值得称赞的能力，《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无遗策，远超凡人能及，即使面对大军压境，他也总会有办法化解危机，而真实的诸葛亮却不是这样的，他也会犯错、也有个人感情，他在面对刘备执意东征时也会感到无力，在面对司马懿坚守不战时感到心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大力改革；作为一个外交家，他纵横捭阖；作为一个战略家，他运筹帷幄；为了实现对先主刘备的承诺选择逆天而行，最终心力交瘁而死，因此正史中的诸葛亮是一位悲剧式英雄，人们对悲剧英雄的崇拜是普世的，正如国学大师钱穆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