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权臣韩侂胄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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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禧二年(1206),已出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为收复中原失地,主持发动了对金的军事进攻,史称“开禧北伐”。开禧三年十一月,杨皇后与等人联合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而后对金妥协,签订“”。对于韩侂胄被杀之缘由,认为与开禧北伐存在着密切关联。史书上认为韩侂胄贸然举兵北伐失败,而金人却提出以其首级作为议和条件,致使韩侂胄恼羞成怒,意欲再度用兵。这引起了南廷内部史弥远等主和派势力的反对,他们与杨皇后一起诛杀韩侂胄,并将之函首,最终实现了对金议和。
因制造“庆元党禁”,致使理学中人对他多持否定态度。实际形象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扭曲。
那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结合南宋方面的史料和金史的记载来厘清整个事件的。
一、由攻转守:北伐受挫后韩侂胄的政策转向
开禧二年(1206)四月,南宋出兵北伐,并于五月七日正式下诏伐金。战争初期,趁金不备,宋军取得了不少胜利,夺取了泗州等战略要地。当时金朝在河南的军队数量并不多,但金国可以从北边防线抽调兵力南下增援。韩侂胄似乎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故而低估了金朝实力。
差不多就在降诏北伐的同时,前线战败的奏报纷至沓来。降诏前一天,“江州都统王大节引兵攻蔡州,不克,军大溃”。随后,“(五月)癸巳……皇甫斌引兵攻唐州,败绩。兴元都统秦世辅出师至城固县,军大乱。甲午……以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会兵攻宿州,败绩”。自江淮至川陕的各个战场,宋军的攻势都遭受重挫。前线的兵败令韩侂胄大为恐慌。称:“韩胄用兵既败,为之须鬓俱白。”为应对危局,韩侂胄迅速对其政策做出了调整。
首先,他立即终止了北伐攻势,命令军队退回宋境,转向防守。开禧三年(1207),黄翰即称:“自去夏唐州一败之后,不复敢言进取。”韩侂胄所推动的北伐,对金攻势持续的时间不过三个月,为时甚短,且在甫一受挫之后,随即转向退守。
其次,对前线战败之将帅以及朝廷上积极参与策动北伐之人进行惩处。自开禧二年六月至七月,王大节、邓友龙、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苏师旦等参与北伐者,相继遭到贬谪。韩侂胄显然是想此来推卸自己在北伐中的责任。
综上所述,随着北伐的受挫,韩侂胄似乎做好了议和的准备。
二、和战兼行:金章宗的应宋之策
就在南宋方面下诏伐金的同月,金章宗也“以征中外”。泰和六年(1206)四月,金章宗任命平章政事仆散揆“领行省于汴”,并“许以便宜从事”。仆散揆上任后,于同年十月,指挥金军分九路大举南下,攻占了淮南地区一系列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势下,金章宗遣使告谕仆散揆,对战争的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他在谕旨中同仆散揆着重讨论的,乃是如何争取在对金最有利的情况下与南宋议和。他估计金军给南宋的打击,足以迫使宋宁宗遣使乞和。提出了“割地”、“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俘掠”等五个和谈条件,只要提交满足即可同意罢兵。后来的宋金议和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五个话题展开。可见,金章宗从战争的一开始就做好了与宋议和的打算,只是期望通过战争能够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达成和议。
正因为金朝所奉行的是和战并行之策略,就在下诏南征的第二个月,章宗诏彰德府,令“宋韩侂胄祖琦坟毋得损坏”,以为之后的和谈留下余地。就在金军于淮南进展顺利的同时,作为主帅的仆散撰又率先向南宋派遣了议和的使者,使者为韩侂胄族人元靓,以私人的身份面见丘崈,向宋方婉转表达了金方愿意议和的态度,只是希望能够由宋方采取主动。可见金朝并没有将韩侂胄排除在谈判对象之外,相反,恰恰是在间接地寻求韩之认可。
三、:方信孺的三度使金
金军对淮南地区的古领并未持久,由于宋军将领等人的奋战,加之气候上的原因,开禧二年(1206)年底,金军开始从淮南地区撤离,仅濠州尚为金所据。不久,金帅仆散揆因病去世。泰和七年(1207)正月,金章宗任命左丞相完颜宗浩接替仆散揆。南宋方面,随着丘崈被解职,知枢密院事张岩奉命督视江马。南宋在对金战争中的情势开始有所好转,宋金之间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随着宋金相持阶段的到来,金人开始认真对待与宋之间的议和。开禧三年(1207)正月,韩侂胄命方信孺充知枢密院参谋官,持江淮督帅张岩的书信前赴开封,与金谈判。方信孺于二月丁已抵金。方信孺面见金帅完颜宗浩,南宋基本答应了归还俘掠和岁增贡币两个条件,但对缚送首谋、称臣、割地等条件则予以拒绝。负责接待的金方官员庞赵称:“缚送事既无例,姑置是,称藩割地,莫有故事否?”金人对于缚送首谋之事似乎并不特别认真,故可“姑置”不问,而对称藩、割地则不予退让,显示出金人的务实态度。南宋方面的态度同样比较强硬,没有因为急于求和做过分让步。宗浩只得令方信孺下次来时再论和战。
方信孺回到临安已是开禧三年四月,宁宗命令侍从、两省、台谏官员围绕方信孺所带回之结果进行讨论,以确定如何回复金人。经过“众议”,南宋方面同意“还俘获、罪首谋、增币五万如绍兴”。不过这里仅仅是指由南宋自行对“首谋”进行惩治,与金人所要求的“缚送元谋”还有一定距离,且当时韩侂胃尚在掌权,这里的“首谋”显然不是韩侂胄,而当是指苏师旦、邓友龙等人。另外,南宋又表示愿意增加岁币,重新回到“”时所定之标准,即每年输金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带着这些新开出的条件,开禧三年四月己未,方信孺第二次出使,于五月丙申抵达开封。就在方信孺第二次出使前不久的开禧三年二月末,南宋已成功平定了吴曦之乱,稳定了四川局势。
南宋在对金战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好转,从而为方信孺此番出使提供了有力支持。金人针对先前的条件也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南宋不割地、不称臣,但需要改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同时要求在岁币之外,另给搞军钱。
方信孺第三次出使本以为能达成和议,结果却横生变故,宗浩指责方信孺,称“所画事未从,何遴以誓书使名来,屡诘权臣无书”。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方信孺为求得议和成功,自作主张,“移私规书帖若权臣遗崇浩者”,私自伪造了一封韩侂胄给宗浩的书信。其做法大概被宗浩看出了破绽,结果弄巧成拙。
完颜宗浩始终未能相信方信孺代表韩侂胄的身份,因此“怒其轻妄”而囚禁了他。金人当时不仅没有拒绝以韩侂胃为谈判对象,反倒是在积极寻求与韩侂胄的直接对话。所谓金人将韩侂胄定性为北伐首谋,必欲铲除而后与宋议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开禧三年(1207)九月,方信孺回到临安,带回宗浩的议和条件,签于此番出使的失败,加上金人对之已失去信任,方信孺回到临安后不久就遭到了处分。行状称:
公还,自可待罪。朝廷谓公失事体,夺三秩,临江军居住。
四、曲成其说:韩侂胄“再度用兵”故事的形成
方信孺回到临安并遭贬谪后,在南宋方面的史料中一般认为和谈至此便结束了,韩侂胄已开始谋划再度用兵。
《·韩侂胄传》称:
"侂胄大怒,和议遂辍。起为枢密都承旨。会弃疾死,乃以殿前副都指挥使赵淳为江、淮制置使,复锐意用兵。"
然而,《金史》中关于韩侂胄之反应的记载却截然不同。《金史·完颜匡传》载:
“及宗浩代(仆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轻佛不可信,移书宋人,果欲请和当遗朱致知、吴琯、李大性、李壁来。侂胄得报,乃召张岩于建康,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
与南宋方面记载韩侂胄在听到方信孺带回的议和条件后“大怒”不同,金方认为韩侂胄大喜过望”。两种反应可谓天差地别。同时,又称韩侂胄在得报后,罢黯张岩,贬审苏师旦。言下之意,在金人看来,这些都是南宋的示好之举。宋人将张岩的被罢视作继续用兵的反应,而金人却将之归结为求和的信号。
一种行为,竟然存在着两种如此矛盾的解读,究竟哪一种意图才是真实的呢?笔者倾向于金方的看法。张岩是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出任督视江淮军马,这一职务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即展现出南宋在军事上的一种强硬姿态。韩侂胄罢免张岩确实应当被视为一种对金示好之举,而非用兵之意。
韩侂胄又任命殿前副都指挥使赵淳出任江淮制置使,接替。叶适当时的职务是沿江制置使兼任江淮制置使。叶适与辛弃疾皆为当时主张恢复之领袖,反对议和,《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载:“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随着张岩的离职,叶适自然成为整个江淮地区的最高统帅,他本人的声望以及此时对和议所持之态度,皆与韩侂胄的主张不合,他被撤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此,赵淳就任江淮制置使,与用兵毫无关系。
至于韩侂胄九月下令沿边诸帅“申警边备”,以及十月十七日所下诏书,似乎可以坐实其再度用兵的意图了,实际上也不能。就“申警边备”而言,其直接目的乃在于防秋。担心金军会如同上一年一样,乘之际,再度兴兵南下。在和议尚未达成之际,南宋须做两手准备,一边继续和谈,一边则坚持备战。韩侂胄的做法应该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完全是一种防御举措,与继续用兵并无直接关系。
可以说,韩侂胄根本不存在再度用兵之意,几乎所有关于韩侂胄意图再度用兵的记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解。韩侂胄依旧对金议和,派王柟直接以代表韩侂胃的身份赴金。
此时,金军的主帅再次易人。泰和七年(1207)九月,完颜宗浩因病去世,金章宗任命平章政事完颜匡接替宗浩,王柟此番出使所面对的正是完颜匡。那么韩侂胄针对宗浩上一次来书中所提出的和谈条件,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韩侂胄竟答应了金朝哪些条件呢?这些在南宋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到踪迹,然而,却在《金史》中得到了保留。《金史·完颜匡传》载:
"(宋)遗左司郎中王来,至濠州,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棉以宋主、侂宵情实为请,依二年正月请和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侠和议定当函首以献。至汴,以韩侂胄书上元帅府,匡复诘之,恳请曰:“此事实出朝旨,非行人所专。”匡察其不妄,乃具奏。"
韩侂胄答应的和谈条件:
1、南宋不对金称臣或称父子之国,依照靖康求和的先例,改为伯侄之国;
2、岁币每年输绢、金三十万匹、两;
3、犒军钱由金国要求的1000万两改为300万两;
4、在和议达成后,将苏师旦等函首以献。
令人惊讶的是韩侂胄所提之议和条件,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嘉定和议”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惟一的区别大概就是缺少了韩侂胃自己的首级。
对于南宋史料中记载金章宗对于和谈条件非常不满,坚持要求将韩侂胄的首级作为议和条件。在金朝的要求下,史弥远等人为求得和议达成,诛杀了韩侂胄。然而,这则材料却是很成问题的。《金史·章宗本纪》载:
"(泰和七年十一月)壬辰,宋钱象祖以诛韩侂胄移书行省。又,(十一月戊戌)诏完颜匡檄宋,韩侂胄首以赎淮南故地。"
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人诛杀了韩侂胄;十一月四日王柟抵金;十一月二十日,钱象祖向金朝汴京行省通报诛韩之事;金章宗下诏完颜匡向南宋要求以韩侂胄首级来换取淮南故地,则是在十一月戊戌(二十六日)。可见韩侂胄被杀并非是金国的要求。
综上可见,韩侂胄当政期间,宋金双方就和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和谈的内容已经非常接近“嘉定和议”,如果没有诛韩之事的发生,宋金和议依旧会水到渠成。
五、诛韩政变的真相
既然韩侂胄之被诛杀与通常所说的再度对金用兵没有关系,那么诛韩政变发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实,反对韩侂胄的势力并不是在北伐之后才出现的。早在庆元(1195一1201)初,随着杨皇后的人宫,她与韩侂胄之间就已逐渐产生矛盾。韩皇后去世后,围绕着册立皇后的问题,韩、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韩侂胄反对宁宗立己为后之事,杨皇后早就心知肚明。嘉泰(1201一1204)初杨皇后与其兄杨次山等人就已开始联络朝中反韩官员如赵汝谈、赵汝谠等,暗中积蓄力量以谋划去韩之事。
兄弟积极协助杨皇后反对韩侂胄,却也有其自身特别之原因。他们皆与关系密切,二人早年曾受赵汝愚的荐举之恩,在政治上与赵汝愚关系密切“。不仅如此,在学术上赵氏兄弟又与道学渊源深厚。赵汝谈为门人,赵汝则为叶适弟子。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赵氏兄弟在党禁期间皆遭贬谪。赵氏兄弟在当时声誉卓著,又素有反韩之心,显然是理想的笼络对象。
不过,赵氏兄弟并非朝中举足轻重之人物,杨皇后若要扳倒韩侂胄,单纯依靠他们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史弥远成为杨皇后笼络的重要对象。对于史弥远参与政变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他倾向主和,又与韩侂胄存在矛盾。实际上这些仅属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开禧二年,他出任皇子赵询的老师,这将他放在了与其父当年相似的位置上。史浩就是凭借与孝宗的师徒关系,在孝宗即位后获得迅速擢升,先后两度拜相。这种相似的处境,激励了史弥远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皇子及其背后的杨皇后联系在一起,冒险参与到诛韩之事中。史弥远的参与,为杨皇后联络朝中重臣提供了一条有效渠道。
政变若要成功,得到中枢大臣的支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变发生前夕,中枢的格局是,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李壁与钱象祖则为参知政事。其中,陈自强为韩侂胄心腹,自无争取可能;李壁与韩侂胄关系暧眯,也颇得韩之信任,但他内心中对北伐有不同意见。钱象祖对北伐持较为明确的反对立场,并因此于开禧二年三月罢参知政事。他是在开禧三年四月,也就是韩侂胄已在与金议和之际重又被召还朝中出任参政。此外,还有卫泾,他是史弥远的直属上司,或者因此而为史弥远游说加入政变集团。卫泾对北伐亦持反对立场,曾于开禧二年“应诏论北伐非计”。此三人皆为朝中重臣,他们的参与为政变成功提供了有力保证。另外,政变的成功还需要得到军事力量的支持。当时的殿前司统帅为夏震,此人与李壁关系密切。《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载:“夏震者,本壁所荐,住胄命摄殿岩。”是知夏震是在李壁的荐举下方得以出任殿帅,他可能因此而加入到了政变行列中。
韩侂胄对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当时北伐正遭遇挫折,外部局势紧张,这种情况下,即便韩侂胄知道朝中存在反对势力,恐怕也不敢轻易采取行动。不过,至政变发生前,外部的紧张局势已经基本消除,他已可以集中精力来应付内部的反对派。
就在政变发生前不久,韩侂肯已觉察到了反对派势力正在图谋对付自己。韩侂胄与陈自强等人已经准备好将钱象祖等反对者一举清除出朝廷,为此任命了林行可、刘藻等为台谏,看来韩侂胄是准备按照常规方法,利用掌握的台谏来清除政敌。韩侂胃选择的日期恰好是十一月三日,也就是说,这一天实为韩侂胄与史弥远等人决战的日子。如果当日韩侂胄成功人朝,史弥远等人将面临彻底失败。随着对金和谈的顺利进展,北伐失败给韩侂胃带来的政治危机已逐渐过去,对于杨皇后、史弥远等人来说,扳倒韩侂胃的时机正在消失。某种程度上,十一月三日成了他们扳倒韩侂胃的最后机会。
在这场对决中,韩侂胄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当在于他没有预料到史弥远等人去除自己的决心。他没想到史弥远等人竟勾结,以矫诏的方式直接诛杀自己于上朝的路上。这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不信史弥远等人将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最终断送了自家性命。
在这场政变中,主导者无疑是杨皇后,皇子赵询、杨次山、史弥远等人则是居中联络,从而争取到了外朝大臣钱象祖、李壁,以及禁军统帅夏震等人的共同参与,最终以政变的激烈方式结束了韩侂胄的专权。尽管史弥远、钱象祖、卫泾等皆曾反对过北伐,但政变本身却不能视作是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政变前的韩侂胄早已决心与金议和,且和议已基本敲定,故根本不必为此而冒险发动一场血腥政变,况且此时政变反倒有可能对宋金和谈起到破坏作用。既然此次政变的主导者为杨皇后,则她与韩侂胄的矛盾性质将最终确定政变的实质。关于此次政变,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称:
“幸不败尔,败则慈明、景宪殆哉。时宁皇闻韩出玉津园,亟用笺批殿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慈明持笺泣,且对上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以“杀两国百万生灵,若欲追回他,我请先死”。宁皇收泪而止,慈明遂口笺云。”
可见这场政变实关系着杨皇后与景献太子即当时的皇子赵询的生死存亡。这次政变的实质主要就是杨皇后与韩侂胄之间围绕政治地位与权力而发生的政争。
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变,杨皇后、史弥远等人必须给自己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时对金和议尚未真正达成,最好的借口就莫过于指责韩侂胄擅开兵端,涂炭生灵,威胁江山社稷。方信孺、王柟等人的不断出使,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杨皇后等人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为此,他们有意曲解战争“首谋”的内容,将之附会为韩侂胄,并进而指责韩为和谈之最大障碍。同时,又将韩侂胄在开禧三年十月前后,为配合和谈所采取的一系列部署,曲解为韩侂胄意图再度用兵之例证。
在政变后,杨皇后等人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将韩侂胄打扮成了不顾社稷安危,坚持主战的奸臣形象。从李心传、周密等人的记载来看,到嘉定中期,后世所熟知的韩侂胄形象当已基本定型。
六、结论
南宋开禧北伐受挫后,韩侂胄并没有坚持要再度用兵,金国也并没有要把韩侂胄视为首谋,他的首级也不是签订和约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开禧三年下半年,宋、金基本上已就和议内容达成共识,战争结束已然在望。
南宋内部突然发生了诛杀韩侂胄的政变,并不是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所致,而是韩侂肯与杨皇后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外部局势的缓和使得朝廷内部的冲突重新显露出来,从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杨皇后等人利用北伐结束前的最后时机,冒险发动政变,以血腥的方式终结了韩侂胄的专权。
为了给这场政变找到合法性,杨皇后、史弥远等人对韩侂胄的许多行为进行了有意识地曲解,甚至捏造了一些事实,把韩侂胄打扮成不顾国家安危的元凶巨恶,而自己一方则为了保全宋室,拯救百姓不得已采取的正义之举。如此,就将一场围绕权力而进行的角逐,成功塑造成了主和与主战之间的交锋,韩侂胄主战派的形象也由此得以确立,韩侂胄也就成为了《宋史》中的奸臣。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入金国后,金国认为,韩侂胄忠于宋朝,追谥他为“忠缪侯”,“忠于其国,而缪于其身”,礼葬他的首级在曾祖的墓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