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上位后是怎么选拔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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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劳及其精明强干，比起不理朝政而沉湎游乐的昏庸之主来，应该说对天下的治理，其结果判然有别。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此类历史事例，所在多有。

　　朱由检处于明代末世，且危机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将不凡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必须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对百官的选拔和任用。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而应是重视在非常时期能救时济世的实际才干，不必十分注重操守。为此，他与廷臣有过争论，可以透露其不拘资格的用人之意。当左都御史刘指责朱由检处分未当，请求进贤才、开言路时，朱由检说：“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朱由检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朱由检说：“大将别有才局，非独操守可望成功。”宗周说：“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朱由检说：“我知道了。”(《》卷255《刘宗周传》)为臣的守经重道，;为君的权宜变通，以济时艰。君臣意见相左，终以为君的旨意施行。据此，选拔任用官吏的原则为之一变：

　　第一，阁臣拣选，不专翰林。所谓翰林，是对在任职官员的简称。其主要职掌是从事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同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初年，翰林院官员，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于是自此之后，不是进士出身的不得任官翰林院，不是翰林院的官员不得进入内阁。通计有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官占十分之九。

　　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熟悉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郑以伟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朱由检的判断。这也是发生在朝的颇为典型的事例：一天，朱由检到经筵听讲经史，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朱由检听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悦。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鄙浅的奏对，不仅朱由检很不高兴，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另一位修洁自好、读书的郑以伟，文章奥博，而不善于票拟，曾叹息说：“我富于万卷，而常常被数行票拟难倒，以至于被年轻后辈瞧不起。”就是这样一位书呆子，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以为是人名，在票拟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朱由检予以驳改，才恍然醒悟。因此，朱由检便对翰林院、内阁的组成，参用其他职官。如将治行著卓的知县、推官予以升迁，分别任翰林院编修、检讨。翰林院官员的来源，不再是缺乏实践经验的进士。封建史家盛赞朱由检的这一变更，是非常之制的创举。另外，阁臣拣选，不专翰林，而是注重才能。八年(1635)六月，增置内阁阁臣，朱由检来到午门，召廷臣数十人，告谕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阁臣、尚书立阶上，其余臣僚分班试阶下。中官发给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传谕将该疏票拟书于柬上，一稿一誊，九卿詹翰各拟进。又命吏部登录其年貌履历，经过考试，便擢张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一同入直。

　　自世宗朝许瓒后，外僚入阁，张至发是崇祯朝的第一人。后来，朱由检皆以此为拣选阁臣的原则。可是吏部仍跳不出一一驳回再拟，仍坚持推举在籍堪任者。最后推出吏部侍郎亮、礼部侍郎傅冠、程国祥、杨嗣昌、工部右侍郎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观，俱改;礼部右侍郎方逢年、少卿范复粹，并进礼部左侍郎，皆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朱由检的用意极为明确，“欲阁臣通知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部)，逢年以礼(部)，嗣昌以兵(部)，国用以工(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明代选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国之初，曾告谕吏部，选任官吏，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至弘治、正德以后，更为严格，变为成例。隆庆年间，大学士对“重进士，轻举人”的现状颇为不满，虽乞请自授官以后，唯考核政绩，不问其出身。但由于积重过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朱由检为贯彻其务实的宗旨，面对的情势，仍在努力地改变着。

　　朱由检首先从应试入手。崇祯三年(1630)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重轻过于悬殊，应该适时变通，以便招揽更多的贤才志士。朱由检立即命令施行。而且亲自改动策问试题，其内容都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最为棘手的问题。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方逢年、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全如文科之例。朱由检批准，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自此，始有武举殿试。

　　注重实际才能，破格选拔官吏，这是朱由检的又一举措。为此，他多次告谕吏部说：“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又说：“朝廷设官，分叙爵秩，优任才能。近来人心日竞，铨政诡随。如传升京堂，本酬劳奖贤。今则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不论贤否，循例必浮。至于监司、知府，官阶隆重，祖宗特选朝臣为之，何以今日轻鄙若此，背违旧制，竞习嚣风。若不亟加挽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营卿贰矣。今添注闰升，一概停止。以后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优者，准升监司，风力稍逊升知府。若才品劳勋并懋及司道卓异，准予京堂。永遵为令。敢朦胧奏引，必置重典。”(《国榷》卷91)从中透露出朱由检不拘于资俸履历约束之意。在实践中，朱由检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共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科。因而，就整个明代来说，出现了如下局面：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朝张守中、艾穆。而至崇祯朝，朱由检破格求才，得九人：丘民仰、宋一鹤、、以忠义著节;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至兵部尚书，官位最显。

　　第三，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明初，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对宗室子弟管理极严，出城省墓之类，都得请示批准后，方可进行，以至于二王不得随便相见。一个个及其子孙，犹如一个个坐享宗禄的寄生虫。时间一长，尤其是子女多者，皆困于一城，不得安生。不仅给朝廷的经济带来极大困难，而且成为地方不安定因素。至嘉靖、隆庆年间，就有郡王及有识之士为此上书进谏，建立宗学，给宗室子弟出路，节省禄米，未有结果。万历初年，臣僚又提开宗室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引起神宗的重视，藩禁有所松动。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达诏书，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与生员一起应试。还具体规定了进士出身的宗室子弟，除京职之外，可分别授予推官、知县等职。此举不失为明代诸王分封制度的一大变革。

　　如果说万历年间，神宗接受郡王、大臣的建言，允许宗室子弟入应试授官，仅仅是为了崇德教、省禄米，着眼于减轻经济负担，缓和朝廷与宗室子孙的矛盾的话，那么，朱由检的同样举动，却更多的考虑是因情势所逼，亟须延揽人才。崇祯四年(1631)朱统铈中进士，初选。吏部认为朱统铈为宗室子弟，不宜官禁近，请改为中书舍人。朱统铈上书争辩，朱由检令仍授庶吉士。后来，他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比之前朝来，明显地省略了许多手续，放宽了任用的范围。同时也透露出在险恶的形势下，对宗室子孙寄予的厚望。礼部大臣奉命拟议选任宗室子孙的条例，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崇祯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大臣呈上“议选宗才”条例称：“曰荐举。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曰考验。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附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曰换授。《祖训》换授官职，明旨谓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级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县正以及教职，在京则中行评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绩而递进焉。今换授国属，请一循其序。曰升转。《祖训》升转如常选法。曰举劾。黜陟自应一体。曰体统。贤宗居藩邸则宗藩规仪，出而服官，体统一准官制。曰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则原禄俱存。”据此，有辽王府后裔朱术珣，奉命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术珣以其宗室之尊，对这一官职很不满意，就上书说：“我奉皇帝之命，亲承召对，得此一官。不料，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朱由检的厚望，宗室子弟并不理解和接受。虽然应试授官或推荐入仕，，然而为时已晚，于事无补。赵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向使早如唐制，宗室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决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吴王、虢国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这番评论，不无婉惜之情，同时道出了朱由检，乃至其皇祖皇父时期，开宗室之禁，令其习四民之业，以及入学应试授官之举的本质和实际状况。

　　第四，朱由检还重申“保举”之制。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竞营，边缴规避。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只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国榷》卷94)朱由检此谕，由于限制过死，难以保举到合适的人选。例如，文职三品以上、五品以下保举知府;在内的翰林科道，在外的抚按、司道、知府保举州县官。事实上保举官职，关键在于对被举者熟悉了解，且有才华。若三品以上官所知之人当堪任州县，因明旨保举知府，而弃之不举;科道抚按所知之人当堪任知府，因明旨保举州县，亦弃之不举。如此则交弃则交失。加之，“失举连坐”的重大责任，保举一事，效果甚微。至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五人，知县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县丞、主簿各七人。其不堪任使的五人，罢斥回家。一日，朱由检御经筵毕，召詹事、翰林诸臣问：“保举、考选哪一种最能得到贤才?”编修杨廷鱗回答：“保举应当严格举荐之人的责任。如唐世济、章，为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天唐、王二臣皆败，而对举荐之人听之任之，不予追求。这样做，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要想收到保举之效，是不可能的。”朱由检听后，似有所动。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量将有用之才通过保举选拔上来，同时设法避免其弊端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