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对抗文官选择宦官 清朝皇帝为何没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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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独裁的一个时期,大臣们以自称奴才为荣,你还别嫌弃这种称呼有掉价,事实上只有满人才有资格这么自称。所谓,在两千年的帝制历史上,也只有清朝的皇帝真正做到了。
政治就是权力平衡术,清朝的皇帝就像秤砣,稍稍挪动一下就足以压制住数量庞大的文官集团,而的皇帝则是天平的一端,为了不被文官集团掀翻,只好拉宦官来当砝码。
明朝的皇帝为什么这么“瘦弱”?清朝的皇帝又为何那么“敦实”呢?
一、两朝文官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一样
自从隋唐实行制后,以家族为单位的豪门政治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不代表着士族集团向皇权的投降,以“结党”为表现形式的新的政治势力诞生了。文官们以学派、政治主张、籍贯为旗帜,结成利益共同体,其牢固程度虽比不上以家族为单位的豪门集团,但也够皇权喝一壶。
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结党就逐渐成了政治生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以至于演化成了政治毒瘤。从开始,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就日趋激烈,皇帝被迫祭出最野蛮的廷杖、株连大案等手段,依然抵挡不住的反击。
皇帝疲于应战,干脆以躲避上朝来表达抗争,帝更是被搞得焦头烂额,临死前愤然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在皇权遭遇严重挑战的情况下,皇权只好培植第三股势力来掣肘文官集团,宦官作为皇权的附庸,必然成为首选。
清朝则不一样,满清皇族的政治基础有两块,除了汉族文官集团外,还有满清贵族集团,而且满清贵族集团的政治地位明显高于汉族文官集团。
这种情况下,汉族文官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被大大削弱,而皇权正好利用两股势力的矛盾,游刃有余于期间。所以,清朝的政治根本没给宦官集团生存空间。
二、决策机制决定了双方的实力无法相提并论
表面上看,明朝的内阁制和清朝的军机处类似,都是朝政的决策中心,其实二者差别很大。
明朝的内阁是联系外朝与内朝的枢纽,所有的奏章都交由内阁处置,并由内阁成员拟定决策,呈报皇帝批准,再由内阁督促外朝执行。所以,明朝的内阁既是信息中心,也是决策中心,更是执行主体。
清朝的军机处其实就是个“虚拟中心”,两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更没有官署随员,而是由皇帝指定的官员出任,任期不定、人数不定、职责不清。
军机处其实只有一个人是永远固定的——皇帝,因此军机大臣的性质,其实就是决策参谋和秘书,类似于时期的内朝官。
清朝的官员奏章不是交给外朝,而是直接抵达军机处,雍正皇帝还发明了密折制度,允许部分官员直接与皇帝私下沟通。因此清朝的皇帝对朝政信息的掌握速度和程度,要远超军机大臣们。
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兼职了首席宰相。
当然,这么做有一个前提条件:皇帝的工作量相当庞大。
明朝的皇帝悠闲得很,只要在报告上批示,不需要参与决策全过程,更不知道很多事件的,很容易被欺瞒,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做他们的第三只眼,第三双手,第二副大脑。
清朝的皇帝的勤政上都可谓是标兵,不是他们天生就喜欢劳累,而是清朝的决策模式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太多闲暇时间。
三、皇权的独立和独裁之路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实我们只要纵向看一下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帝制时期的皇权,如同一个人的生长周期,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脆弱到巩固,再到独立,进而独裁的过程。
皇权就是在士族集团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在皇权的压制下,朝政从三公九卿变成三省,外朝首长从丞相制变成群相制,决策中心从内阁变成军机处。这些变化绝不是换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士族集团遭皇权打压的制度性保障。
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帝制社会的结构中,皇帝是唯一享有特权的人,是家国天下的法定中心,这种特殊地位注定了皇权拥有可叠加的长期性优势。而他的对立面士族集团,则在历史长河中数次被“腰斩”。
在历史进程中,宦官势力其实就是个意外,他们始终不能独立于皇权存在,而是在皇权需要的时候,刻意放出来的恶犬。
当然,物极必反,当皇权走向独裁的顶峰后,衰弱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