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薪水？清朝为什么少清官？
在地方上常设八个总督，计有：、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其中直隶总督主要管着河南、河北，闽浙总督管着福建、浙江和台湾，云贵总督管着云南、贵州，陕甘总督管着陕西、甘肃和新疆，两江总督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两广总督管着广东、广西和南海诸岛。这些总督，个个可谓手握一方重权的封疆大吏。
总督的工资
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从年间到年间，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清朝一两是37克，120两就是4440克，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还没有现在一般的白领中产挣得多。
不过别忙，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除了这一项收入，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此外还有办公补贴(“心红纸张银”)288两，服装补贴(“案衣什物银”)60两。三项补贴凑一块儿，总共是528两，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另外，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清朝定例，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粮食补贴350石;伯爵当中的一等伯，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粮食补贴255石。像年间的陕甘总督就是一等公，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
那么好，120两的基本工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再加上350两银子，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
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搁普通人身上，绝对是高薪，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因为在乾隆年间，小商贩、私塾教师、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
总督的补贴
年收入不到两千两，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当然不是，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
“火耗”类似以前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乡统筹和县统筹，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可是县太爷，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这一多交，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
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按照官场惯例，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道台分一笔，知府分一笔，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巡抚分一笔，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雍正搞的是，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把各级地方官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这个补贴，就叫养廉银。
各级官员私分火耗，极可能分赃不均，譬如甲地官员心狠，火耗加征到3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火耗只征10%，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以乾隆七年(1742年)为例，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跟湖广总督持平，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同样是总督，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
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基本工资120两，固定补贴528两，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粮食补贴 350两(石)，养廉银15000两，总共是16698两。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所以不把它算进去。
有句老话人所共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没算他们贪污的钱。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你看，过一个，过一个生日，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集资送礼，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早在时，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我看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逮了起来，想杀掉，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很受乾隆赏识)，让百官评议，有个官员说：“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算是清廉的了。”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
有的总督非常无耻，距李侍尧远甚，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四川人纷纷解囊，捐款汇往山东之前，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几年后四川又闹灾，朝廷发放赈灾款，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窃以为估得太低了。清朝末年，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那总督呢?年间，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他家里一个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他们贪了钱，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也懂得买地收租，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不管怎么投资，都能让钱生钱，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更惊人。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家里“”。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比华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逼着官员不得不贪。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知县收了火耗，得分给上司，总督贪了巨款，得花给。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我想再补充一句，乾隆给母亲过大寿，要造金发塔，缺1200两黄金，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按当时金银比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你让他埋单，他肯定得贪。
总督的支出
可是对总督来说，每年的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因为他们的开销太大。
这里先说一项开销：聘用师爷。从到清朝，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能力再强的官员，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让他们帮着记账、断案、草拟奏章、代写诗文、出谋划策、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就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时闽浙总督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当自己的师爷，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湖南巡抚雇过当自己的师爷，还有将领吴，雇过晚清状元兼著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他们没有编制，不吃财政饭，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而且薪水还都不低。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管记账的，管征税的，管写信的，管断案的，加起来共有14位，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前面咱们说过，总督比巡抚级别高，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跟康熙南巡相比，乾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当年康熙多次南巡，多次住进曹雪芹家，还有皇后宫女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吃喝拉撒都在曹家，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钱谁出?曹家出。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另有工作津贴108两，养廉银为零，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基本工资还要减半，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甭说招待皇帝，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所以贪污势在必行。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万、六万两不等。”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康熙读了这道奏折，毫不生气，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康熙修避暑山庄，乾隆修，过大寿，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封疆大吏不会生钱，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