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国民党一大 没有提出此概念

　　鲍罗廷到广州后发现，“孙逸仙同最忠于他的国民党人都在忙于前线上的事情”。孙中山只希望苏联能从军事上援助他，希望开辟从海参崴到广州的航线运送军事装备。他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没有灌输革命精神。他没有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没有注意发动群众支持国民革命。鲍罗廷感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由国民党来领导，“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他们对改组(国民党)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鲍罗廷的这种看法，与苏联最高当局在同一时间接待孙中山派到苏联去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时表达的看法相一致。因为苏联最高当局经常接到在北京的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及鲍罗廷本人的报告，对孙中山在广州的情况是清楚的。联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当时列宁已病重)都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表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当集中力量于政治工作，否则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失败。”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来到上海。他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特别是与当时苏俄的全权代表越飞会晤后，已萌发要改组国民党的想法，也采取过一些初步措施。但从1923年3月他把陈炯明从广州赶走，回来建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后，却对改组国民党一事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只是在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后才改变。

　　鲍罗廷在札记中说，他到广州的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鲍罗廷把加拉罕写的介绍信交给孙中山，他感到孙中山“同(日本)片山潜惊人地相像，只是年轻些，更有精神，精力更充沛”。“他主要关心我们的军事和工业情况。”“我向他讲了我们军队的情况，主要是让他注意我们的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他立即说：‘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鲍罗廷了解到孙中山及其周围的国民党核心成员的想法，孙中山等也接受了鲍罗廷提出的建议。10月11日、17日，孙中山致电设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本部，决定把本部移到广州，亲自抓改组工作。并于19日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为改组委员。25日，孙中山又正式聘任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并指定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这个一大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出“联俄”，也未提“联共”而是“容共”(即否定了会上有人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参加其他党，实指共产党一事)，“扶助农工”的条款在一大宣言中已有了。至于把新三民主义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是后来共产党人综合当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而提出来的，称之为“三大政策”。

　　改组不是任命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就能完成的，要先从基层抓起，这一任务特别艰巨。鲍罗廷在札记中说：“在广州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邓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保守的新加坡商人，但他本人忠于孙。据他自己称，党在广州分部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者达6000人。国民党改组时，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结果看，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还发现“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一直到11月25日才出了第一期《国民党周刊》，刊登了《改组宣言》等文件，这才使党员知道党的中央在考虑什么。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鲍罗廷了解到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大约有50人，其中有9人在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其余人分散在工会和学校中;青年团员有150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党和团之间也不联系。中共三大后，虽然决定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也都乐意参加国民党，但国民党却不积极，使中共三大决议“还是一纸空文”。陈独秀只得在11月24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并发出第13号通告。国民党方面积极起来后，才使中共三大决议逐步落到实处。这时的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大都年轻有为，革命积极性很高，在国民党改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鲍罗廷和孙中山抓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且也是国民党组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不过，那里的改组工作也进行得不理想。现在留下的一份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的谈话记录，记录了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