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制定制度 致使中国的落后?
明太祖所制定制度,不会是孤立的根据自己性格所定,一定时有所因革取舍的。陈寅恪先生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通过正史资料,论述认为,隋制远承汉晋,近承北齐, 并在灭陈后,对陈朝制度,有所借鉴。隋朝与北朝以来政治发展之大成的北齐,(而隋之远承汉晋,也是通过北齐来承袭的)相隔不过3年,隋朝官员多有通晓北齐制度的,而灭陈更是隋朝建立9年之后的事情了。陈朝继承南朝以来发展的制度的合理部分,隋文帝更能直接借鉴。但明太祖建国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明太祖所开创的明朝,不是取代的宋朝,更不是唐朝,而是一代天骄所开创的元朝。
元朝对其下700年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根据《金史》,当金国全盛之时,中国北方户口约700余万,4500余万口,元朝取代金朝后,于1235年统计北方户口,得户不足百万,口不足500万。根据〈宋史.地理志〉以一户五口推算,四川人口当南宋全盛,约有2000万,而战后据元朝统计四川人口约50万,虽然政府统计户口数量一般少于实际人口,但是从以上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到,元代征服以上地区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北方(即蒙古所谓汉人地区)损失了大部分人口是可以肯定的。灭南宋时,虽然蒙古已经进入了汉化后的元朝阶段,但南宋户口依然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元朝自灭金约80年未开科举,偶而开科几次,也录取甚少,而且还分四榜录取,汉人南人很难获得官位。所以在元朝,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号称“九儒十丐”。这就是臭老九的由来。而元朝制度,虽然有些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用了些汉法,但是蒙古贵族势力极大,忽必烈因为行汉制,被西北诸王公仇视,多次开战。终元一代,没有出现北魏,辽,金那样强烈的汉化倾向。而蒙元旧俗却深刻的改变了此下中国。
蒙古立国灭金时,还处于奴隶制度初创时期,他进入中国以来,施行的制度,相对于他本来的制度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但对汉地却是倒退千年的毁灭性灾难。汉人南人由平民变为奴隶的事情,史不绝书。行省制度乃是皇帝对地方官不放心,把中书省分一部分到地方,建立路以上的行中书省,宋代文官有中书门下省总理,武将有枢密院总理,财政有三司使掌握,而元朝统一交给中书省处理政务。所以元朝宰相能有废立皇帝的力量。而这一制度为明所沿袭,成为胡惟庸擅权的制度性条件。而蒙古一代没有完善的财政制度,宋代三司使统一的财政权消失了,而代之以西域特色的包税制。
明太祖起兵南方,以一个某些人眼中无赖子而北伐成功,赵翼、孟森称之为“自古得国之正,莫若汉高明祖”。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后首先也是拜祭明孝陵。这正是对明太祖功业的肯定。
但明太祖制定制度的时候,却没有隋朝那样有北齐南陈的较好的制度基础来继承,因为此时距离南宋中央政权灭亡已经92年,距离北方沦于金国已经240余年,距离北方人口锐减的时代也已近150年了。元朝虽然尊奉儒家,给予儒家朱子极高地位,但明显只是一个姿态,而并没有贯彻到实际政治中去。有元一代,制度不立,已成定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明太祖欲恢复汉唐制度,而实际政治中却无处可以因袭,无疑难度相当大。
王莽时代儒学昌盛,王莽欲以古代良制来变革汉法。其恢复井田等措施,不可说是王莽完全为了祸害百姓的。因为他所作为,完全是按照《周礼》等古代制度变革的。但王莽失败的很惨。《周礼》虽不是周公所做,却是汉初儒家理想制度的结晶。可见单纯依靠理想而不考虑现实情况制定制度,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时代,反而会适得其反。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比之宋末,完全不同了,北方虽然在金朝统治下百多年,女真初期虽然极为野蛮,但汉化的速度极快,金世宗,章宗时期反而有小尧舜的称誉。但蒙古灭金时,甚至以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经过耶律楚材的劝谏,蒙古统治者才没有杀绝北方汉人,改派耶律楚才去治理汉地。但是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就被当权者排挤,而重把对汉地的税收交给中亚和西域来的色目人承包。所以直到元朝灭亡,一百五十年了,北方也没有恢复到金朝的水平过,元朝人口最多时候北方有大约1000多万。当然这比金元鼎革后的惨状已经有相当恢复。但北方经济水平最多不过相当汉初而已。
朱元璋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明初南北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好以全国最落后地区的情况来制定制度,在元朝基础上因革损益,并杂采汉唐宋可取之法。所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称:明朝开创的经济制度充满了短线补给,而无中央统一财政。这实际上是元朝用色目人行包税制后,明初不用包税而无新良法替代的后遗症。(儒家历来羞谈财税的,桑弘扬、杨炎、王安石都不获得儒家的赞赏。)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根据江南制定的一条鞭法,在北方推行还是遇到了相当的阻力。万历年间北方经济比明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尚且如此,何况明初。忽略了这一经济基础,无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根据展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推算,明朝赋税(张局正改革前),无论平均还是总量,都与唐宋相差甚远。这除了明初凋敝外,也体现了明朝政府实行儒家仁政,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明代政府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很多应该政府施政的项目,也废止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记录了其西北之行,他每见一地有雄壮城池和坚实道路,询问当地故老,多是唐朝所建。而这个与其所明朝政府的腐败,不如说是明朝藏富于民的措施推行的太极端化,地方政府无财力兴建这些设施。
经济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不过明代这一收缩性的财政,而给予了官吏远低于以往历代士人的俸禄。海瑞给老母祝寿,买了块肉,而成了当时官吏中的新闻。可见奉公守法的官吏,仅依靠法定俸禄,日子是相当清苦的。高薪虽然未必养廉,但如明朝那样低的俸禄,而要求人人象海瑞那样清廉,确实是不太可能的。正如〈管子〉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忽略了官吏的奉公守法时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单单去要求士人去弘扬大丈夫精神,才真是缘木求鱼了。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