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赞哪位开国元帅：救了党 救了红军

叶剑英坚定的党性原则和过人的胆识，不仅表现在大革命时期，而且一直保持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1935年长征中，野心家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搞分裂主义，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及时发现了张国焘的罪恶阴谋。他立即带着张国焘发出的“密电”，冒着极大危险，跑到党中央驻地报告了毛泽东，使党中央能够率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中央红军能够胜利到达陕北，开辟革命的新局面，这与叶剑英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同志一直念念不忘，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对人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称赞说：“没有叶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相继去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关头，叶剑英元帅又一次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起，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叶剑英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革命原则，实为我们学习的典范。

 

首先，表现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打算在会上围攻我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以便制造反革命舆论，掀起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会议前，蒋介石对于谁先发言、谁后发言、各讲些什么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会议开始后，国民党军队的各路人马都严格按照蒋介石的授意行事。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面对国民党方面气势汹汹的攻击和诬蔑，我党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成竹在胸，处之泰然。等他们讲完了，叶剑英才开始反击。他以充分、大量、无可辨驳的事实，痛快淋漓地驳斥了对方的造谣和诬蔑，彻底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使延安军民受到很大鼓舞。董必武曾把这次胜利斗争誉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其次，表现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达到白热化阶段，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把内乱的邪火点向军队。他们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们的坚决抵制。在1967年1月中旬的京西宾馆会议和同年2月中旬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帅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人打击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行，70高龄的叶帅拍案而起，当面斥责江青。林彪、江青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反诬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并被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随着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覆灭，强加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也就统统烟消云散了。

 

再次，表现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主持正义，保护同志方面。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本来搞得很好，可是到了后期发生了偏差，搞什么“抢救运动”，审干扩大化，搞“逼供信”。叶剑英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一方面继续严格掌握政策，保护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后来，党中央提出了9条方针，使整风中一些“左”的做法得到纠正。叶剑英还敢于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仗义执言，说公道话。刘伯承是我党我军的大军事家。新中国成立不久，刘帅就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当时担任的重要军政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1958年刘帅却被当作“教条主义者”加以批判，并被免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对此，叶剑英深感不平。1958年4月18日，叶帅视察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赞扬刘帅“很红很专”，“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当让他负责国家大事”。叶帅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肝胆相照的战友之情，使身处困难境地的刘帅得到极大安慰。许多人听了叶帅的讲话也深受感动和教育。

 

四、豁朗大度，宽厚待人

 

叶剑英一生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于犯过错误又愿意改正的人，他总是持热情欢迎的态度，爱人以德。1925年粤军第二师东征讨伐陈炯明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当时有个名叫叶杞材的贫穷知识分子，协助他料理日常事务。叶杞材暗地里挪用公款，准备盖私房。叶剑英发现后，立即召集县政府有关人员讲明新政权要革除积弊、廉洁奉公的道理，并责成叶杞材马上将公款悉数退回。这件事震动了梅县的父老乡亲，也使叶杞材从此走上了正路。后来叶杞材当了中学教员，为发展梅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十几年后，叶剑英听说了，特地写信给他加以勉励。

 

即使对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做过错事，但后来对革命事业有过一些贡献的人，叶剑英也主张不应忘记他们。原国民党军官莫雄，曾参与镇压广州起义，但后来他给我们转递过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情报，做过几件好事。解放后，莫雄住在广州，有人主张抓起来杀掉。叶帅说，这个人不能杀，要保下来。在他的关照下，莫雄的生活和工作得到妥善安排，后来还当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发奎将军在北伐时期是叶帅的“老上级”和广东同乡，镇压过广州起义。后来受蒋介石的排挤，长期寄居香港。1980年3月，张将军在香港逝世。对于这样一位故旧的辞世，叶帅心中十分感慨。他立即给张将军的家属发去唁电。唁电说：“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这封文字简短但含义深长的唁电，使张将军的亲朋故旧以及海外友好人士甚为感动，一时传为美谈。